编者按
今年的国庆黄金周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迎来的首个长假，广大民众纷纷走出家门，尽享美好假期生活。无论是迟来的团聚，还是久违的远行，这来之不易的胜利，离不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医疗保障体系，离不开群众路线指导下的基层联防联控措施，也离不开专业医护人员和广大群众的团结一致，相互配合。所有这些，恰恰是共和国在“血防”事业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它也恰可以作为一个证据，来证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的历史延续性，从而反驳那些试图割裂共和国历史、割裂革命与建设之统一的形形色色的言论。本文作者根据海外汉学的最新研究，呈现新中国历史上防治“血吸虫病”的种种措施与需要攻克的技术难点，揭示精英主义的现代化卫生运动在遭遇地方性问题时的困难，以及中国的政策调整与应对的经验。回望这段历史，“血防”工作所形成的政府长期、持续的投入，以及在其主导下将专业精英与大众动员结合起来的人才、技术与资本的再分配，也成为新中国后续处理公共卫生问题的制度选择。这次疫情中全国医务工作者“逆行”疫区，防控工作也深入基层，可见二十世纪的中国经验从未远离。本文原刊于《读书》杂志年第10期，感谢易莲媛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江宇｜送瘟神：当前防疫与防治血吸虫病的历史经验
易莲媛｜“群众科学”与新中国技术政治
易莲媛
红色革命与绿色革命
“送瘟神”与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文/易莲媛
一九五三年五月，偏远闭塞的江西余江乡下来了一批专注“污秽之事”的怪异陌生人。他们据说是来解决困扰当地已久的“大肚子病”，但却总是在逐户征集粪便样本，提各种让人羞于回答的问题，打听如厕和处理排泄物的方式，还用科学仪器仔细观察这些本不应见人的东西。为避免尴尬，也为了不给农忙增加负担，群众甚至干部纷纷借口“没空”避开了。的确，这里没有固定厕所，农民们白天下田劳动，就地解决，随身携带样本盒相当不便；晚上全家人共用一个马桶，也很难为每个成员分别取样。而且，习俗上都是由家里地位最低的儿媳承担清洁马桶的工作，对这些年轻妇女来说，无论是单独处理异性长辈的排泄物，还是把自己的样本拿给外来同龄人检查，都足够难堪。更为重要的是，大家并不明白治病与粪便之间有什么联系。因此，即使后来承受了上级压力，群众也不愿严格按要求取样，很多人或者直接交出空的样本盒，或者用小孩子的样本冒充，甚至以泥土、牲畜粪便等其他脏东西伪造。他们抱怨道：“这不是来看病的，是来查我们生活水平的”，“我没东西吃怎么拉得出来”。
上海青浦任屯村粪便管理
以上场景，被记录在高敏（MiriamGross）的著作《送瘟神：毛主席的消灭寄生虫运动》（FarewelltotheGodofPlague:ChairmanMao’sCampaigntoDewormChina，）中，描述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项大型传染病防治运动正式开始前的调研所遭遇的挫折。而随后展开的，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卫生运动之一，“血吸虫病防治运动”。
MiriamGross,FarewelltotheGodofPlague:ChairmanMao’sCampaigntoDewormChin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
高敏的研究直接以血防运动为对象，以此前研究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