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医是一所中国人顶着压力和贫困，自主办起来的医学院，有着良好的爱国主义传统。……我们要尽力把上医办成一流的医学院校，享誉世界，要使上医培养的学生成为一流的栋梁人才，超过历史和世界上同类学校的毕业生。”陈同生院长这样说，也这样做，虽然他在上医工作的时间前后不到10年，但是给上医的师生员工留下的印象却难以磨灭。
陈同生(-)，四川营山人。年参加革命，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师政治部股长、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今中国记协的前身)秘书长、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等职。年6月调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同年10月兼任中共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年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年1月逝世。
陈同生于年来到上医担任院长和党委书记。为了纪念这位革命老干部、老院长对上医的贡献，年上医人将学校的一条主干道命名为同生路。这条路贯穿东西两个校园，春花秋菊，绿荫扶疏。路常青，陈同生常在。年，上医的校友又捐资为他建造了铜像。陈同生作为一个并非医学专家的院领导，为什么得到了这样的殊荣？为什么他能与上医同在？
校园主干路被命名为同生路年上医创建80周年，
他的铜像屹立在西校园的图书馆前
“母鸡下蛋”
年，为了实现中央关于加强内地建设的发展战略，上医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搬迁重庆。这也是陈同生来到上医的第一项重大任务。
上医党委、老院长和老教授们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已是高龄的上医创始人、老院长颜福庆对搬迁一事非常为难。虽然新中国的伟大建设成就让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可是，老院长深知上医是全国最好的医学院，旗下附属的国医院的医疗水平也都是第一流的，而这些优势都离不开上海这个特殊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抗日战争时代，上医有过搬迁内地的惨痛经历，结果是伤筋动骨，大伤元气。那时的搬迁是战争形势所致，而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经过几年的努力，上医开始进入稳定的发展。如果再搬迁，再动荡，优势可能就会丧失。老院长的忧虑也是上医的许多著名教授和医生的忧虑。
新上任的陈同生在了解了上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条件以后，决定去北京向卫生部、高教部的领导直陈己见，再三强调把上医留在上海对国家建设的好处。卫生部和高教部的领导都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只是中央的决定无法改变。陈同生想既然如此，那就去说服中央领导吧！于是他怀着对事业的高度负责，本着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的精神，向周恩来总理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上医搬迁很可能会鸡飞蛋打，而由上医援建重庆医学院(以下简称重医)的方案，则不仅上医可以继续发展，还可以在内地多一所高水平的医学院。周总理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当时就表示“那你就把重庆医学院的院长兼起来，给我把这所学校建好。”就这样，发展上医，建设重医的重任就都落在了陈同生的肩上。
从北京回到上海，陈同生组织上医党委一班人再次讨论。他向大家解释支持内地建设是全国的大局，上医应该作出贡献，以上医的实力也完全可以建设一所全新的医学院。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变原来的“杀鸡取蛋”为“母鸡下蛋”，即把上医的教学、医疗、科研力量分出一部分，到重庆建一所新的医学院；同时，上医留在上海继续发展，作为重医的坚强后盾。
陈同生立即带着为数不多的先遣队到重庆，向重庆市领导通报情况，并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为新的医学院选址，研究基建方案，很快重医的新校址就破土动工了。为了重医的顺利筹建、正常运行和保证教学质量，上医党委决定，重医2/3的师资和行政人员由上医配备，各种教学设备凡是上医有两套的，就给重医调拨一套。
作为上医的院长和党委书记陈同生通过党团组织号召、鼓励年轻的教师和行政人员，到艰苦的地方开创新的事业。当时最年轻的副院长钱悳教授主动请缨，很快一支多人的教学、医疗、行政队伍就组织起来了。他们是重医的创建者。医院长的陈同生则两头跑，一面要领导上医的工作，一面要关心重医的发展，解决重医在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年10月27日，重医正式成立，创造了当年建设、当年招生的奇迹。陈同生作为首任院长没有辜负周恩来总理的信任。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的重医已经是我国西南一所高水平的医学教育科研基地，而上医在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方面的骄人成绩更是数不胜数。实践证明了当时保留上医，援建重医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他们是国宝”
正当建设事业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的时候，年的“反右”开始了。一时间那些向党提过意见的知识分子成了斗争对象。尤其是那些家庭有海外关系、个人有“历史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反右”更是艰难的一关。作为党委书记，陈同生必须执行上级的指示。可是，作为一个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共产党员，他不能违背过去对人民的承诺，不能翻脸不认人把过去党外的朋友当成敌人来打击，他不能做违背共产党宗旨的事。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上级规定了右派的比例为1%-3%。陈同生明确地说，上医没有那么多右派。
陈同生首先获得了上医党委一致的支持。上医党委决定对知识分子的工作以教育为主，教授们有说过错话的，做个检讨就可以了。同时，他对来自上级的压力，也做好了准备。为了右派数量的问题，他和市委的领导在电话里争执不下。最后他说，中央负责同志一旦有人病危，你们来一个电话，我就要组织专家上飞机去北京救急。现在把他们都打成了右派，以后怎么办？这个问题把市委的领导问住了，只好说，你自己看着办吧！
可是，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上海市委指示，对于颜福庆老院长要作为右派处理。陈同生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他告诉市委领导人，颜福庆是医务界的一面旗帜，把他打成右派，还有哪个医生在乎自己当右派？这样对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好处，而且会使党的威信受损。尽管陈同生也不完全赞成颜老在鸣放中说的某些话，但还是一再请市委，也请上医的师生员工谅解老人的失言。不仅是对颜福庆，对于群众中的不同意见，他也是一直都抱着宽容的态度。在“反右”中，有人要把一些人在鸣放大会上的发言稿拿到报刊去发表，作为批判“右派言论”的材料。陈同生得知后立刻派人连夜追回，使那些在会上发言的同志免遭打击。以陈同生为首的上医党委尽力保护知识分子，这就是在“反右”斗争中上医未形成重灾区的主要原因。
陈同生保护上医的专家学者，不惜承担政治风险，是因为他实在非常喜欢、非常尊敬、非常佩服他们。
老院长颜福庆在创办上医的时候就说做医生不能为了赚钱。上医在初建时就规定，上医的教授只准领薪水，不准自己开诊所行医赚钱。陈同生总是说，想一想，作为全国的名医名家是多不容易做到！
沈克非教授是陈院长口中经常提到的优秀医生。他医院，救治了很多受伤的将士。抗美援朝时期，又随 去过朝鲜。美国飞机来轰炸，炸弹就在不远处爆炸，他依然能够沉着冷静地做手术。上医的每-个教授都有自己精彩的故事，陈同生对这些故事如数家珍。
陈同生为这些教授感到骄傲。他把上医的教授看成自己的朋友、战友，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他们的事业就是他的事业，他们的成功就是他的成功，他们的骄傲就是他的骄傲。就像在当年的根据地一样，他的心和人民在一起。
在“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号响遍全国大专院校时，陈同生一如既往把上医的专家、教授当成朋友和同志，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他认为，办好上医，是党交给他的任务，知识分子不能受到伤害；专家、教授都是国宝，是办好学校的依靠。上医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医学院，绝不能在他手里走下坡路。他认为全心全意地为上医的师生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上医的创始人、颜福庆老人终生笃信基督，而陈同生则是共产党人，两个信仰不同、经历迥异的人所以走到了一起，根本原因是陈同生有颗尊敬知识、尊敬人才之心。他敬重颜福庆为医学教育而献身的精神和办学的经验，与颜老通力合作，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和社会影响，使得上医在全国的医学院中独树一帜，成绩斐然。
深情的关爱
年，国家进入3年困难时期，全国实行了严格的粮油定量供应。医生属于脑力劳动者，粮食定量比较低。很多外科医生做一个手术要站几个小时，连一杯牛奶津贴都没有。陈同生院长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说，不能让我们的专家在手术台边倒下，他们都是国家的宝贝，是我们培养人才的人才。此后，上医的医生们在手术后可以吃到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饮料和点心。为了说明外科医生工作的特殊性，给他们提高一点粮食定量，陈同生特意请了市委的主要领导到上医来观摩黄家驷教授做胸外科手术，几个小时的手术做下来，不但黄家驷全身被汗水浸透了，就是站在外面观看的人也感到十分紧张和疲倦。陈同生当时就说“谁说知识分子不是劳动者，他们不但是脑力劳动者，还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者。外科医生的粮食定量一天不到一斤，不合理吧!”
医院因供电不足，影响了荣独山教授的放射医学研究。陈同生知道以后，直接打电话给上海市市委分管工业的书记，电力得到及时解决。寒冬到来，医院的病房因为缺煤，暖气烧不热。成年的病人冷得蜷缩，病孩整夜啼哭。陈同生知道以后，找了中央的有关部门，医院调拨了煤炭。病房里暖和了，同时也温暖了医务人员和病人家属的心。对于这些“百姓琐事”，陈同生从来不嫌麻烦，还总是问“这些问题你们怎么不早来告诉我？”上医的老同志们都说，不论问题大小，哪怕是附属修配厂一个工人的问题，只要和工作有关，找陈院长，都会很快得到解决。
粮食短缺，学校的食堂办得怎么样？关系到全院师生健康。陈同生亲自下厨房，和炊事员一起劳动，解决他们工作中的困难，和他们一起想办法改善伙食。在他看来，和群众同甘共苦是自己应该做的，解决医、教、研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才能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教职工共渡难关。
上医承担了防治血吸虫病的任务，陈同生亲自带着医疗队去了疫情最严重的青浦，在朱家角因陋就简设置病房。苏德隆教授等专家提出的血吸虫病防治方案，他不仅支持，还想尽办法帮助落实。医院的孟承伟医生在青浦为晚期血吸虫病人做切除脾脏手术时，研究利用病人自身血液和腹水回输，既解决了部分血源，又减轻了病人的经济负担。陈同生认为，这样的尝试实用意义很大，于是立即带领有关同志前往慰问，向孟医生详细询问一个手术要用多长时间？要多少费用？疗效如何？同时还希望上医的医务人员要向有建树的孟医生学习，大力开展科学研究，为人民造福。
当年，“政治挂帅”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学生的政治学习和劳动锻炼时间越来越多，难免使正常的教学受到影响，但是经历了“反右派运动”的高校，没有人敢再提意见。陈同生就在会议上公开明确地告诉上医的师生，我们是第一医学院，而不是第一政治学院。我们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一流的医生，即使是劳动锻炼也要做到与业务学习相结合。在他的坚持下，上医的教学活动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明显减少，保证师生将主要精力倾注在医、教、研工作中。在陈同生看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还缺医少药，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医生，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坚持了学校的办学方向，这才是医学院最大的政治。
坚持高等学校正确的办学方向，必须解决好依靠什么人办学和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并落实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陈同生经常对上医的干部说，上医是一流的大学，这是许多知识分子以勤奋和努力换来的，不能败在我们手里。凡是在一流大学工作的人员，都应具有一流的水平。党调我来，要求我成为一流的党委书记，也要求成为一流的干部。一年一度的新生入学和一年两次的温课迎考，陈同生不仅要求职能部门作出计划，而且亲自带领有关干部深入一线了解情况，对课程安排、宿舍分配、师生思想状况、伙食情况等都一一过问，发现问题，指定专人解决。开学后他又亲自去教室听课，察看学生的学习，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在陈同生看来，高等学校必须依靠教师队伍和干部队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这是党委书记和院长的职责。为此，作为党的干部，必须给予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上医的教师、医生和职工仍然在怀念他。年同生路诞生了，年上医创建80周年，他的铜像屹立在西校园的图书馆前。上医师生以此来纪念这位热爱他们，相信他们，一切为了他们的好书记、好院长，纪念这位值得师生员工信赖并引为自豪的好书记、好院长。
节选自《复旦名师剪影（医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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