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考研还有天！
新中国成立以来，纪录片伴随着电影的诞生就应运而生，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影像技术的发展，从单纯地纪录戏剧舞台上的影戏一直到了现在能通过真实纪录某种特殊的事件、人、事物，来传递作者所想表达的情感及思想的载体。而我国医疗类纪录片从诞生迄今为止已走过70余年。这个过程中，其主题、叙事方式、镜头语言等都有发生了显著变化。
从我国最早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医疗类纪录片《送瘟神》一直到豆瓣评分一度达到9.6分，五星占比82.1%的医疗纪录片佳作《人间世》系列，再到新冠肺炎疫情时期衍生出的一系列带有浓郁家国情怀的医疗纪录片，如《武汉：我的战“疫”日记》《金银潭实拍80天》，作品所表达侧重点的变迁也是有迹可循。早期的《送瘟神》创作背景为医疗手段发展的初级阶段，对于普通人而言，影片更多倾向于科普基础医疗知识，以及血吸虫病的防治，并在当时社会依然产生了极快的传播效果，对于当年现实的医疗防治工作无疑是传播上的巨大成功。到被誉为国家医疗纪录片“现象级”的典范———《人间世》播出时，社会医疗环境也从早期的需要科普正确的医疗知识到了社会医疗资源进一步分化，医患关系局部矛盾的紧张状态。医院，用了两年时间着力于探讨面对病痛、死亡的医患双方，聚焦于人类情感的细腻刻画。
时间走过了数十年，经过新冠病毒的肆虐，我国的医疗纪录片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新兴的医疗类纪录片崛起，通过纪录片的视听语言和影像方式与真实场景的还原呈现，将中国的实际国情寓于影像文字作品之中，更是在传播内容以及传播链条中树立了“中国形象”的概念。后疫情时代的医疗类纪录片作品，相比于以前，无疑在作品品类和作品数量都比之前有了极大提升。《武汉：我的战“疫”日记》《金银潭实拍80天》《中国医生》战疫版等一系列作品重构了“中国形象”在影片中的文化表征和视觉传达背后变现的一定的符号意义。
01新冠肺炎疫情时期
医疗纪录片的影像叙事
（一）叙事内容：家国共度时艰的集体记忆塑造
哈布瓦赫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同时，集体记忆也具有连续性和可再识别性的特征。而叙事不仅是重塑记忆、建构认同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信息传递者向接受者传递历史记忆的主要途径。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以来，各类医疗类纪录片趋向于展示人类共同的集体记忆，《武汉：我的战“疫”日记》展现出每一块记忆碎片，不管是医护人员还是与武汉这座城市一起经历抗疫之战的每一个平凡人，通过口述、场景还原等影像技术手段还原这段共同记忆，从而组成了集体记忆的一部分，透过这段集体记忆共同的脉络，能够看到一个共有的、清晰的、稳健恢复中的大国形象。《武汉：我的战“疫”日记》共由每集平均时长5分钟的33个短视频组成，它们绝大多数均是由第一视角的主观镜头拍摄而成。在这些疫情期间被瞬间纪录的记忆碎片中，有工人建设雷神山和火神山医疗建筑的工作记忆；有个体户重开工厂义务捐助的志愿记忆；有一线医护人员临危受命的抢救记忆，更多的是普通人面对疫情互助的暖心记忆。
医疗类纪录片利用影像叙事承载了现实空间与过去场景的链接，使得受众进行场景想象回溯，而这种记忆程序被激活，受众再次拥有了真实在场感与强烈共情感，内在民族情节激发了深层而普遍的社会认同，中国医疗形象也朝着更为积极的方面转向。
（二）叙事结构：板块平行式
结构是叙事的骨架，是所有纪录片制作的关键因素之一。叙事性结构指的是创作者如何利用蒙太奇思维来筛选零散的素材碎片，并根据主题需要，为主题服务使得重新迸发出独一无二的活力。
作为医疗纪录片，其结构表达的特点则是兼并了自身的个性与主流的共性在作品中体现出多样与趋同。叙事结构会根据叙事内容不同而展现出些许差异，被摄主体的不同，其方式、特点都会有与其主体自洽的结构形式。而医疗纪录片这一纪录片类型不同于其他，大多着重于板块的设计。板块多元的这种片段叙事的结构天生就带有一定优势，类似于蒙太奇思维的剪辑手法，作为作者的思路呈现，它划分了组成段落的顺序，并将这些片段与一些看起来并不紧密的内容结合起来，再通过与不同的人物、时间、场景平行并列来表达。《中国医生》每一集巧妙运用好莱坞经典三幕式结构,切中观众痛点;又运用平行结构和渐进结构结合的方式,按时间发展叙事,呈现了整个武汉抗疫过程。而《武汉：我的战“疫”日记》也展现了这种零散碎片，主题统一的串联板块。
这样的叙事结构使得“中国形象”的构建在受众视野中更为清晰。通过板块式的叙事表达，兼顾时效性与内容层面的丰富性，将抗“疫”及其相关过程传递给受众，使其在情感倾向上凝聚为正向的内在精神力量，塑造起活生生的“中国形象”。
（三）叙事风格：参与式观察注入情感体验
叙事中镜头语言、声画表达、镜头运动等共同组成了纪录片影像传达的风格节奏。忠实于真实事件与人物再现，将银幕现实与真实现实合二为一。法国新浪潮之父安德烈·巴赞认为，纪录片的这种真实性具有极特殊的美学价值。
在《金银潭实拍80天》中的拍摄地均为真实场景，在多部医疗纪录片中的演员选取上，全部是真实的人物进行受访拍摄。在《中国医生》战疫版中，均为医生本人进行口述回忆式再现，而在呈现真实经历回忆时，有些已经过去的场景则采取了情景再现的手段。情景再现是以客观事实为根基、以画面或声音为载体、通过扮演的方式来还原已发生的事件或解释人物心理的一种手段。如《中国医生》战疫版中讲医院的水深火热的场景时，摄制组也进行了一比一的仿真还原。在《中国医生》战疫版的拍摄方式中，多采用主观镜头拍摄，以第一视角全医院杂乱的人群，多以摇、跟、甩镜头体现出抢救病人情况之紧急，以烘托其紧张气氛。故事内容层面上的取舍则根据纪录片的叙事结构来进行，最终将其传达给每一个审美接受的主体所构建的媒介图景之中。
02疫情期间医疗纪录片的
“中国形象”符号意义
（一）“中国形象”的符号意义
符号与图像都是一种承载工具和传递信息的媒介，从而传达知识、思想和情感。不论是广播、电视、电影还是细分到纪录片，每一种媒介表达方式都需要借助某种特定的符号来向观众传达艺术信息，通过大众整个阅读过程，被传递方可以获得并理解讯息发出方所传达的意义和美学价值。因而符号是意义得以传播的重要媒介。在原始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就已经存在着对艺术作品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的两种需求，并在人们投入到相关领域的设计活动中去时，通过“符号”这种象征性的表述———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不论是在细致入微的日常生活还是艺术表达上都有迹可循。从甲骨文到图腾，符号都贯穿于古代社会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日本学者特上嘉彦指出，当事物作为另一事物的替代而代表另一事物时，它的功能被称之为“符号功能”，承担这种功能的事物被称为“符号”。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中也提及符号之于人类原始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学者提出：“一切非语言学的符号系统都有赖于纯语言，结构主义语言学应当成为一般符号学以及艺术符号学的蓝本。”
（二）“中国医生”展示“中国职业形象”
影视通过镜头组合、画面衔接等有意义的符号系统再现具体时间、空间内具体人物的具体活动，形成独特的影视语言。而在真实的医疗纪录片影像纪录活动中，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性也默默地有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向。医疗纪录片生命至上的主题，首先凸显的是“国家与人民同在”的国家意识与大家庭意识。在《中国医生》战疫版中，每一位奋战在一线救死扶伤的医生形象都能成为能指，而这种个人形象汇聚成集体，便高度凝练“中国形象”这一精神表达。
《中国医生》战疫版真实地记录与呈现了中国医生在疫情期间真实的工作空间与生活形态，多元化塑造出的医生形象也具有鲜明特征及其符号。白大褂就是工作状态的符号体现，穿上白大褂，就是生命安全线拯救病人的医生，而脱下白大褂时，影片所展现的他们是作为普通人而言的平凡人，也许是准备进入婚姻殿堂的准新娘，也许是父亲，也许是女儿……影片在其中不仅仅将“医生”这一职业高唱赞歌捧上神坛，而且多维度深层次地展现他们作为各个社会阶层的普通一员面对突发性的疫情、高强度的工作的真实感情。而对于“医生”这一符号的塑造，他们出现在影片中的每一种精神状态高度地统一为“人民第一、生命至上”的广阔的家国情怀。在纪录片体裁内，其声画光感的塑造之下，纪录片冷冽的客观真实与导演的主观色彩碰撞，从而建构出了这么一群真实、多元、立体的医生群体形象。而影像中传达出的“医生形象”，在全民共同抗疫的大环境下，也成为国家形象的代名词。
中国精神与民族气节不断在中国纪录片中被多样呈现与重新建构，并以其丰厚的文化符号传播，而在医疗纪录片中，“中国形象”也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后疫情时代，医疗纪录片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已建构出新思路与新策略。
（三）“中国形象”的编码与解码
对于编码解码理论的解释，最早可追溯到“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在其著作《电视讨论中的编码和译码》一书，编码即传播者将意义和信息转化为便于受众理解的符号，或便于媒介传输的符号的过程，而解码则是受众凭借自身感知对其传播信息进行的理解。在医疗纪录片中，主要对情感符号、台词符号、视觉呈现符号进行了编码，导演对这三种符号的主导式编码也影响了后续观众的不同解码模式。
在《中国医生》战疫版中导演将每位医生面对患者所展现出的慰藉与人文关怀，充斥在例如满身汗水穿戴防护服、陪患者聊天等这样的情感符号中。而观看者大多都表现出对医生的正面积极的情感，同时，对影片所产生的“中国形象”更为自觉地拥护，弹幕中也都是：“中国正在崛起！”“中国有这些好医生”等积极评论。这种全民提倡剧中正面人物“医生”“护士”“志愿者”的行为正好与编码者的编码意图相符，观众在此时呈现出主导性解读。
03纪录片健康叙事中的
“中国形象”传播发展启示（一）“中国形象”塑造成功的因素
1.市场流量加持
后疫情时代下催生了大量影视作品，流量明星、老戏骨的加盟为枯燥的医疗题材的影片带来了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