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王强
来源：肿瘤资讯
原发性肝癌是指肝细胞或肝内胆管细胞发生的癌，二者分别称为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carcinoma，HCC）及胆管细胞癌。HCC位居全球癌症发病率前列，且其全球发病率仍在增长中。该肿瘤患者死亡率较高，大部分确诊时即为中期至进展期，只能进行姑息性治疗。
有鉴于此，西班牙Pascual教授等撰写了名为《Newadvancesinhepatocellularcarcinoma》的文章并发表于年3月的WorldJournalofHepatology。肿瘤资讯组织摘译如下，希望对广大同仁有所帮助。
流行病学
从发病率来说，肝癌在全球位居男性癌症第五位、女性癌症第七位，数量上约占全部癌症患者的7%。从死亡率来说，排名在肺癌及胃癌之后，位居全球癌症死亡第三位。其年度发病数目与每年死亡数目近似，这也说明了该病的风险。
HCC发病率男女之比为2.4:1，发病率较高的人群中该比例甚至更高，平均可达3.7:1。HCC发病率随着年龄增加而增高，峰值年龄为70岁；主要为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的中国人及非洲有色人种峰值发病年龄较轻，HBV感染率较高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中该峰值为20-30岁。
HCC地域分布方面，东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及西太平洋群岛的发病率最高，约占全球病例数的85%；这种全球性地域差异则反映了肝炎病毒因素及环境性致病因素的不同。除欧洲南部之外，大部分工业化国家的发病率都较低。
如前所述，HCC的全球发病数量仍在持续增加，即使美国与欧洲也是如此；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者数量较多。部分国家对年后出生的儿童进行HBV疫苗接种，显著降低了这部分人群的HCC发病率，且有望因此而降低这些地区未来的HCC发病率。
病因及危险因素
HCC的发生与多种危险因素有关，最常见的是慢性病毒性肝炎（乙型肝炎及丙型肝炎）、酗酒、黄曲霉素，但也可发生于没有任何已知危险因素者。全球而言，HCC最主要的相关危险因素在非洲及东亚多为慢性HBV感染，而在西方国家主要为HCV感染。总体而言，HCC病例中54%可能为HBV感染所致，31%为HCV感染，15%为其他原因。HCC发生中的另一主要危险因素为肝硬化：约30-35%的肝硬化患者会发生HCC，其肝硬化的原因可能为慢性病毒感染、酒精性肝病、遗传性代谢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及非酒精性脂肪肝。据估计，肝硬化患者发生HCC的年度风险为1-8%，具体取决于其肝硬化的病因。男性患者随着年龄增加、血小板计数减少、食管静脉曲张的出现而发生HCC的风险逐渐增加，同时也与门静脉压力的增加、瞬时弹性成像测得的肝脏硬度有关。详见下述。
病毒性肝炎
HBV及HCV慢性感染是发生HCC的主要危险因素。HBV感染率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东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据估计全球54%的肝癌病例是HBV感染所致。HCV感染率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则有埃及、日本、意大利南部。
HBV感染相关的HCC发生，多见于肝硬化患者，但也可出现于无肝硬化的患者。因此对于HBV感染患者建议进行HCC筛查。HBV慢性感染患者中部分已经确定与发生HCC有关的危险因素有：存在乙肝病毒E抗原（提示病毒复制）、病毒负荷量高、基因型为C型（多见于亚洲）、幼儿及围产期感染。已有研究表明通过干扰素或核苷酸类似物治疗慢性乙肝（减少病毒负荷）可降低发生HCC的相对风险，但治疗抵抗患者中未见这类获益。有研究表明HBV及HCV复合型感染的患者发生HCC的风险更高。
HCV慢性感染与HCC发生间的关系也已有了深入了解，这类患者发生HCC的风险升高20-30倍。发生于HCV感染的病例为极少数，且肝脏纤维化的程度也较低。病毒负荷量高、HCV基因型为1b型，则发生HCC的风险较高。HCV感染及HCC患者的氧化应激炎症标志物水平较高，且免疫应答可能也是HCV感染患者自肝硬化发生HCC进程中的另一协同因素。治疗后达持续病毒学应答的HCV感染患者发生HCC的风险降低。
对献血者普查抗HCV抗体，已经使得献血者中丙型肝炎的病例数量大大降低；医疗操作中应用一次性注射器以及其他方面的改变也使得HCV感染有了实质性减少。正如HCV和HBV复合感染可以增加肝硬化及HCC的发病风险一样，HIV感染可能也会增加病毒性肝炎肝硬化患者发生HCC的风险。
血吸虫病
血吸虫感染是非洲、加勒比地区、亚洲、南美洲等地热带地区的流行病。已经证实日本血吸虫可能具有人类致癌作用，HBV及HCV感染的日本血吸虫病患者发生HCC的风险增加。
毒性物质
食用黄曲霉素B1污染的食物是促进HCC发生的危险因素，尤其是与HBV感染密切相关的非洲及亚洲部分地区。有研究表明中国某些饮用水可能被具有肝脏毒性的藻类毒素（微囊藻素）污染地区其肝癌死亡例数增加。也有研究证实亚洲较为常见的食用槟榔果与肝硬化及HCC发生风险增加有关。
诸多研究已经证实长期酒精摄入与肝硬化及HCC的发生有关，但尚不清楚酒精摄入量与饮酒持续时间及所致HCC发生风险增高之间的量效关系。乙醇代谢通路中相关酶类遗传多态性与酗酒者HCC风险增高之间的关系已经阐明。重度饮酒者HCC风险增高，与乙醛脱氢酶及谷胱甘肽S转移酶功能不良有关。已有研究证实吸烟也是HCC发生的一个重要协同因素。
糖尿病及肥胖
目前已发现肥胖、糖尿病及血脂异常也是HCC发生的协同因素，但病理机制尚未阐明。有人认为肝脏脂肪沉积可能会影响糖尿病患者的某些代谢功能。这类患者的肝脏脂肪变性可能会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虽然病理机制尚不清楚，但可能与慢性炎症、氧化应激、胰岛素抵抗、脂肪毒性有关，共同成为肝脏纤维化及HCC发生的协同因素。存在向心性肥胖、血脂异常、高血压、葡萄糖代谢受损的代谢综合征也与HCC发生风险增加有关。
肝硬化的其他原因
据报道，血色沉着病患者高达45%的病例可发生HCC；这类患者的铁负荷过多可导致肝硬化及HCC的发生。α-1-抗胰蛋白酶缺陷是肝硬化及无肝硬化HCC发生中公认的危险因素。继发于Wilson’s病的肝硬化、自身免疫性肝炎、或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偶见发生HCC。个别研究指出卟啉症也可增加HCC的发生风险，即使无肝硬化患者也是如此。
其他因素
Meta分析表明胆石症患者所有类型肝癌发生风险显著增加，HCC也不例外。口服避孕药与年轻女性肝脏良性肿瘤的发生轻度相关，如肝脏血管瘤、局灶性结节性增生，尤其是肝细胞腺瘤。曾有数例服用避孕药的女性肝脏腺瘤发生恶性转化的病例报道，但后续研究并未证实。有研究提出过量摄入饱和脂肪及肉类可能会增加HCC的风险。但其他作者并未发现这种相关性。熏鱼、奶酪、腌肉、香肠及其他食物中的含氮化合物也可增加肝脏疾病及癌症的风险。
美国的一项研究中，一级亲属具有肝癌家族史的个体发生肝癌的风险高达普通人群的四倍，表明共同存在的某些遗传因素及环境因素可能会影响肝癌的发生风险。也有证据表明表皮生长因子基因多态性及HCC发生风险间具有相关性，但尚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原文：Newadvancesinhepatocellularcarcinoma[PMI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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