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刘云涛 https://jbk.39.net/yiyuanfengcai/ys_bjzkbdfyy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疟疾……这些曾让我们闻风丧胆的传染病，似乎已经渐行渐远。它们更像是某种遥远记忆中的谈资，或者传染病防治史的片段。如果不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那些曾让人畏惧的传染病，估计很难重新闯入大众记忆。事实上，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战胜或控制了许多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回望那些抗疫往事，让历史告诉未来。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面临各种挑战，其中一项就是传染病防治。彼时，天花、麻风、霍乱、鼠疫、血吸虫、结核病等传染病肆虐流行，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在当时，传染病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杀手”。新中国成立之初，卫生部内设公共卫生局，建立了流行病学研究所和中央防疫总队，并陆续在全国各级建立了卫生防疫站。年，卫生部颁布施行第一部《传染病管理办法》，对18种传染病分为甲、乙两类进行分类管理，并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该办法明确规定：发现鼠疫等甲类传染病，城市最迟不超过12小时，农村最迟不超过24小时，应立即向卫生防疫机构作传染病报告。事实上，在50年代中期，新中国就基本完成了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布局。消灭天花，是新中国防疫战线取得的标志性胜利。彼时，天花在中国流行已有多年历史，造成民众大量死亡。相关论文援引历史数据显示，仅年，全国天花病例就超过4万例，死亡率位居前列。中国进行了一场全民“种痘行动”。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作出在全国推行普遍种痘的决定。当年，仅北京的天花疫苗接种率就已经达到了80%。10年时间里，中国进行了3次强制性全民种痘和2次接种行动，5亿多人口共发放了18亿剂牛痘疫苗。到年，大城市基本消灭了天花，全国病例仅剩多例。3年后，中国最后一例天花病人痊愈，之后再无病例报告。但为了巩固成果，全国每隔几年仍要普种一次，直到80年代中期才停止。年，世卫组织宣布，危害人类数千年的天花已被根除。要知道，中国消灭天花，比全世界早了近20年。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与消灭天花战斗同时打响的，还有结核病防治。新中国成立初期，结核病患病率高达/10万，且死亡率较高。年，卫生部成立卡介苗接种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免费接种卡介苗。经过长期防治，到60年代中期，大城市结核病患病率大幅下降。从年开始，国家又制定并实施了3个全国结核病防治10年规划，结核病患病率持续下降。到年，报告发病率为59.3/10万，治疗成功率保持在90%以上。消灭天花和遏制结核病，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就是“全民接种”。这种办法又用在了其他诸如百日咳、白喉、伤寒、霍乱、骨髓灰质炎等流行传染病防控上。年，卫生部下发《关于加强计划免疫的通知》，中国正式进入计划免疫的时代。年，卫生部下发《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方案》，将免疫规划疫苗扩展为14种，可预防15种传染病。不得不说，接种疫苗是预防和控制传染性疾病最具普适性的措施。作为一个80后，接种疫苗的痕迹至今还在手臂上，它就像年轮，时刻提醒着我们，病毒从未远去。老鼠和寄生虫是传播传染病的重要元凶。鼠疫是烈性传染病，在世界历史上曾有多次大流行，年的“东北大鼠疫”，造成中国数万人死亡。新中国成立初期，鼠疫一度在华北、西南、西北等地区爆发。国家成立了中央防治鼠疫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担任组长，在鼠疫流行区设立了防治所，组成鼠疫防治队，发动群众捕鼠灭蚤。实际上到50年代中期，中国就基本控制住了鼠疫的爆发流行。后来，国家把老鼠列入“四害”之一，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在年2月，仅仅北京市在一个月之内就捕鼠万只。群众动员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科学防治。央视财经频道评论员刘戈，曾写过一篇《为什么中国人现在根本不用惧怕鼠疫》，记录了鼠疫防治工作者的研究成果。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刘戈的父亲曾是内蒙古鼠疫防治研究所实验基地的负责人。他和研究团队终年在草原上挖洞、下鼠夹、在老鼠身上找跳蚤，在显微镜下识别跳蚤，在简陋的化验室分离鼠疫杆菌。数千名鼠疫防治工作者在十块鼠疫疫源地进行着同样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成果最终被集合成“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发现与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正是这种长期不懈的科学研究调查，中国很早就掌握了鼠疫在境内传播的方式和途径，各地防疫工作者获得一整套防治鼠疫的标准流程。从90年代之后，中国全境每年感染鼠疫人数常年保持在个位数，有些年份甚至是零感染。去年11月，内蒙和北京共通报了5例感染，把鼠疫重新拉回公众视野。但总体来说，在中国现有鼠疫防疫防控体系下，鼠疫保持在极低概率水平。鼠疫之外，血吸虫病是另一大顽敌。血吸虫是一种寄生于人体和牲畜的寄生虫，中间宿主为钉螺，对人体内脏有很大危害。新中国成立初期，血吸虫病在南方地区流行，累计感染者达万，有钉螺面积为亿平方米，受威胁人口1亿以上，严重影响人体健康和农业生产。年，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的号召，全国采取了灭螺行动，也就是要消灭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中央提出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到年，全国有0多名血吸虫防治专业人员，推行各种简单易行的预防措施。在上海，血吸虫病防治专家苏德隆在疫情最为严重的青浦成立“血防试验田”，发动群众抽干河水，铲除浅滩，重砌石岸与码头。并用砒霜加上石灰，自制砒霜钙，喷药灭螺。江西省余江县曾是血吸虫病流行区，有多病人，钉螺面积有余平方米。余江县委紧急动员，制定“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的规划，全县开新沟，填旧沟，开新塘，填旧塘，消灭钉螺修建新的良田。当时灭螺的力度前所未有，用“毁其居，灭其族”来形容丝毫不为过。年，《人民日报》报道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泽东很高兴，大笔一挥，写下了著名的《送瘟神》。这首诗最后一句是“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事实上，血吸虫病并没有在50年代彻底消灭，但得到了基本控制。70年代中期，高效低毒的治疗药物吡喹酮问世，血吸虫病防控得到极大改善，流行率和患病率大幅下降。防治血吸虫病仍然是一项长期工程。年，国家发布《“十三五”全国血吸虫病防治规划》，提出到年底，全国96.5%的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区）达到传播阻断或消除标准。在我小时候的认知中，如果按“骇人系数”排名，排在前三的是麻风病、疟疾和肝炎。麻风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在中国有多年的流行史，主要侵害人的皮肤和神经组织，造成肢体残废。在很多地方，麻风病人受到到乡邻排挤，甚至连村里的水井都不能靠近。50年代初，国家开始有组织计划地大规模开展麻风防治工作。全国组织了万余人的防治队伍，建立了千余所麻风院、村、所、站。这些机构有专门的医疗队伍进行长期治疗，而且麻风病人的基本生活能够得到保障。年，一个叫张光禄的卫生兵，从部队复原回到贵州兴仁老家，将原本独居在深山或洞穴里的病人接回村子，建立了麻风村。几十年来，他与40多个麻风病人，种玉米，养牲畜，同吃同住，直到退休。年，张光禄的儿子张焕波从卫校毕业后，也成了一名麻风病医生，工作30多年，治疗了多名麻风病人。现在，张焕波的女儿张丽娇也在当地从事麻风病防治和护理工作。也就是说，60多年来，张光禄祖孙三代都在麻风病防治一线。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李恒英，运用一种名为“短期联合化疗”的方法，经过两年治疗，十年观察，有近万名麻风病病人完全治愈。年，短程联合化疗疗法开始向全世界推广。高效的隔离措施和普及疗法，使中国麻风病患者大幅降低。按照世卫组织的要求，以人口为基数，麻风病人在万分之一以下时，就达到了“基本消灭”的水平。目前，全国现症麻风病患者从年的50万余人减少至0余人，连续多年新发病人年均不到例，早已超过了世卫组织“基本消灭”的标准。疟疾的阴影，也曾经一度笼罩中国。50年代初，中国疟疾病例上千万，其中作为边境省份的云南是重灾区。政府组织专家和医生常年在疟疾流行地区灭蚊，研究抗疟药物。60年代，奎宁、氯喹等治疗疟疾的药物被广泛使用。70年代初，屠呦呦团队在中草药里寻找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年，屠呦呦团队在从青蒿中提取到一种无色结晶体，命名为青蒿素，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抗疟新药，在疟疾流行最严重的云南、广东等地大获成功。以青蒿素类药物为基础的联合疗法，至今仍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疟疾治疗方法，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屠呦呦本人也因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荣获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世卫组织报告显示，年全球共有2.19亿疟疾病例，死亡病例43.5万人。但中国从这一年开始，已经连续3年本地零病例。目前，中国主要是以防控境外输入性病例为主，特别是在边境省份加大防控力度。病毒性肝炎也异常凶猛。年，上海曾爆发大规模甲肝流行。上海自当年1月19日确诊例之后，感染人数每天飙升，到月底已经超过1例，全年累计超过30万例。罪魁祸首是毛蚶。上海人爱吃毛蚶，每到春节是销售旺季。但野生毛蚶因水源地污染，体内聚集了甲肝病毒，当时上海人吃毛蚶仅用开水烫，半生不熟难以杀死甲肝病毒。疫情汹涌，全市严禁毛蚶销售。上海市委市政府发出号召：“全市动员起来，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当时的上海主要领导要求，3天内将肝炎病人全部收治。年2月28日，医院积极组织治疗甲肝的药品。年的上海共有5.5万张病床，远远不够。医院利用办公室、会议室、浴室、走廊增设床位，全市卫生系统共增床位6万多张。另外，工厂把仓库、礼堂、招待所、文化馆等改成临时隔离病房，让本单位甲肝病人入住。各区征用学校、旅馆、剧场、新建住房为隔离病房，据《上海卫生志》记载，全市累计开设隔离点个，肝炎病床11.8万余张，家庭病床2.9万余张。医护人员三班倒，每班10多小时，整个上海10万医务工作者，有6万战斗在抗击甲肝疫情一线。由于消毒、隔离工作及时有效，上海没有出现第二波疫情，到3月就已经基本控制住了。当时上海分管卫生的副市长谢丽娟向媒体回忆，全年35万患者，死亡病例28人，最终死亡率万分之八。年，国家将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乙肝发病率大幅下降。年甲肝疫苗纳入国家计划免疫，多数地区已从甲肝高流行区转为中或低流行区。回望那些曾经肆虐神州大地的传染病，之所以能够战而胜之，甚至彻底消灭，主要归功于科学有效的防治体系、针对性药物和预防性疫苗。这三个方面，既有国家层面的长期制度体系建设，也有无数医护工作者和科研人员数十年的辛勤付出。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两件独特的法宝——高效的政治动员和人民战争。不得不承认，在历次天灾和疫情面前，这两件法宝所发挥出的强大能量和战斗力，都是取胜的重要砝码。官媒喜欢用两个词形容这种能量，一个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另一个是“众志成城”。新千年之后，中国又经历了SARS、H7N9禽流感、甲型HINI流感、寨卡、登革热等疫情，其中SARS最让人刻骨铭心。SARS疫情暴露出了许多问题，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问题和错误，有些汲取了教训，后来没有再犯，但有些问题一直重复，有些错一直在犯，致使付出高昂的代价。中国是14亿人口大国，相比其他国家，传染病防控的难度更大更复杂。从政府到民间，从集体到个人，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即便要打仗，也要打有准备的仗，而不是遭遇战。本文参考资料来源：《中国传染病防治70年成效显著》，作者杨维中，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永不停歇的疫战：中国传染病防治70年》，作者李妍，中国医学论坛报《：我们这样把甲肝赶出申城》，作者袁念琪，解放日报《新中国如何消灭传染病：秘诀仍然是高效政治动员》，作者王开，瞭望东方周刊推荐阅读搞万家宴的百步亭，曾经也是全国学习的榜样啊糜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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