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甄女士。
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很多地区都出现了一种让人闻风丧胆的现象。
很多人开始日渐消瘦，瘦到皮包骨头，但是肚子却一天天的长大就像个孕妇一般。
人慢慢的就会丧失劳动力，然后死亡。
这病叫做血吸虫病，也叫作大肚子病。
最为恐怖的是，这病不仅传染，而且人畜共生。
在中国传播最厉害的时候，已经遍及了12个省、市的个县，患者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达1亿以上。
“人死无人抬，家家哭声哀，屋倒田地荒，亲戚不往来”是那时候村庄最真实的状态。
村民们说，“这病得上就是等死，有钱也没有办法治好。”
以至于有个千户村庄，最后存活的只有两人。
到了年，国家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毛主席还曾写下，"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
就这样，中国人民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消灭血吸虫病斗争，而其中，有个叫陈心陶的教授功不可没！
年，陈心陶出生在福建古田一个普通家庭，但从小他就学习刻苦，从来不甘心居于其他人后面，年，他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毕业后，便去了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寄生虫学硕士，然后在哈佛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
年，在美国的陈心陶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谢绝了美国高校的高薪准备回国，他途径香港的时候，又有香港某科研机构以比美国更优厚的待遇聘请他。
但他没有一丝犹豫，直接拒绝了。
他说：“金钱于我如浮云，做为一个中国人，我学这个寄生虫学，就是为了祖国，学成后就得回国服务。”
到了五十年代，我国沿海城市“大肚子病”开始不断蔓延扩散，陈心陶知道后急在心上，马上到达疫区检查。
因为当时交通和环境都特别差，陈心陶只能和学生自己带着被褥像逃难一样的赶去调查，他们白天划船到沼泽里面找病毒宿主，晚上只能躺在席子上和老鼠为伴。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陈心陶终于在一片芦苇下面寻到了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
他不仅在钉螺之中检测出了日本血吸虫尾蚴，又在病人粪便中找到血吸虫卵。
威胁中国人多年的血吸虫病的源头终于搞清楚了！
但找到了源头，就要把血吸虫病控制住，当时，不少人坚持采用国外惯例，以药物灭螺为主，采用高效农药喷洒。陈心陶认为这种方法耗资大，污染严重。
于是，陈心陶提出了兴修水利，围垦开荒，要彻底改变钉螺的孳生环境。
在他的建议下，政府修建了加固20多公里长的北江大堤，填平几百条滋生钉螺的旧河沟，新开多条总长公里大小渠道，改变钉螺孳生环境。
除了改变环境，血吸虫卵还会随人体粪便排出，从而引起二次传播。
于是，陈心陶和学生们还对村民们的粪便进行了管理，先在粪便中洒上砒酸钙杀灭虫卵，然后才能做堆沤处理，作为农家肥使用。
但当时的村民不知道该怎么弄，所以在开始的时候不得不亲自帮每一户村民处理粪便。
年12月9日，广东省向全国宣告消灭了血吸虫病，为广东消灭血吸虫病立下不朽功勋的陈心陶，被宣布以头号功臣载入史册。
到了晚年，他希望把自己在寄生虫学研究的成果汇编成书，成为体系完整的资料。
可是在特殊年代，他的想法没有被实现，直到年他被选为《中国动物杂志》副主编、《中国吸虫志》主编。
但就在他觉得梦想就要成真之时，他被查出患上了恶性淋巴瘤，可即便如此，他依旧亲自主持《中国吸虫志》的编写工作，组织全国30多个单位进行协作，自己经常夜以继日地带病工作。
他的学生回忆说：
“在他首次病危得救后，他又含泪请求医生再给他两年时间，进行最后拼搏。同时，他又请求教研室柯小麟老师每天偷偷捎上几页《吸虫志》书稿让他审定。有段时间他还可以离院，就以周日回家洗澡为借口，一早换上便服，艰难登上四楼教研组办公室，将自己反锁在里面奋力工作......我们都知道陈教授放心不下‘吸虫志’。他临终前几天，口腔及舌部溃疡，无法言语，握笔又颤抖，无奈艰难地嘱咐前来看望他的我们，称短时间内不能恢复工作了，请我们帮忙完成。听他儿子陈思轩说，在陈教授生命的最后一夜，他全身高烧，渐不清醒，又突然微张嘴巴，吐出一串：‘拿笔来……我……要……写……’对家人和后事，没有交待一句......”
年10月29日，陈心陶因为病情恶化离开了人世。
在他去世10周年时，他的夫人郑慧贞把心陶生前珍藏的书籍、著作册、卡片实验照片张赠送给广州中山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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