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七十年漫漫血防路，苏德隆、袁鸿昌、姜庆五、周艺彪等以及未来的学子们，始终如一地贯彻理论与实践并举、引入先进的理念与技术，国内与国际兼收的研究思路，为国家与民族的大众健康贡献力量。
”复旦青年记者梁好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张飞宇报道
复旦青年记者高梦宇编辑
年，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学术界代表，时任上海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副秘书长的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以下简称公卫）苏德隆教授出席，并对年出台的《-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相关意见，建议延长血吸虫病防治时间。从此，复旦公卫人和中国血吸虫病防治（以下简称血防）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建国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复旦公卫人在各个时期奋斗在血防一线上。七十余年里，第一代血防人苏德隆提出结合中国实际的防治策略；第二代血防人袁鸿昌利用世行贷款中国血吸虫病控制项目，积极探索中国不同地区血吸虫病流行区的防治经验，并向世界传播；第三代血防人姜庆五以应用新技术的视角分析公共卫生问题；第四代血防人周艺彪发扬青年教师“啃硬骨头”的品格，在大凉山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三年。
“苏教授的传统要传承下去，我们要有自己的独创，但是思路一定是在一条线上。”袁鸿昌说。
开拓：一代宗师擘画七秩蓝图
血吸虫病是一种由裂体吸虫属血吸虫引起的慢性寄生虫病，在我国流行的血吸虫病主要由日本血吸虫引起，并经由患者、罹病牲畜粪便中的虫卵传播。现如今全国推算血吸虫病人数不足四万例，个国家级血吸虫病监测点居民和耕牛几乎查不到感染者。
然而中国成立之初，流行了年的血吸虫病，遍布江南12个省区市的个县。新中国成立前十年间因血吸虫病死亡人，死绝户，村因此毁灭。
如今的旅游胜地朱家角，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是深受血吸虫病肆虐的一片水乡。年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作为副秘书长的苏德隆便带队学校教研组师生、技术员团队深入到朱家角镇。
当年43岁的苏德隆也许未曾料到，自此，血防工作成为了他一生的研究重点。教研组团队从流行病学调查切入，摸清居民染病特点以及当地钉螺分布规律，继而采取“毁其居，灭其族，限制其流入”的灭螺策略。
苏德隆亲临一线，指导并实际参与挖坑、修墙等环境整治工作。他早年受到的系统理论训练为其在公共卫生领域做出的创举奠定了基础。他全面阐明中国钉螺(日本血吸虫的主要中间宿主)分布规律，提出“地域性防治血吸虫病”的策略，他将受灾地区分割，将防治工作从局部逐渐扩大到整个地区。
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卫生研究部主任瓦伦教授来华宣传特效口服药吡喹酮，以及通过纯粹化疗来消灭血吸虫病的策略。“只治不防”的策略遭到了苏德隆的质疑。
曾跟随苏德隆深入在朱家角血防第一线的袁鸿昌解释道：“瓦伦忘记了一个前提：中国有四十几种动物传染源，且牛羊是主要传染源，人就算不下河直接接触血吸虫，照样能形成疾病循环。”苏德隆与瓦伦按照不同策略分别带领团队在安徽省贵池市三联村和桂畈村开展血防工作。最终，两地实践效果的对比验证了“防治结合”策略的正确性。
直到年，苏德隆还在血吸虫病重灾区安徽省贵池市白杨河畔的纪家坝防治灾情。纪家坝生猪感染率高达九成，白杨河下游某生猪饲养场出现仔猪一窝一窝死亡的现象，人群粪便阳性率（反映血吸虫病感染的一项指标）为16.7%。苏德隆在纪家坝地区采取改造环境与人畜化疗的并举策略，一方面沿着河岸修建矮圩限制钉螺生长区域，并在圩内喷洒药物化学灭螺；另一方面分别使用吡喹酮和敌百虫治疗罹病人群与牲畜。四年后，血吸虫病在纪家坝地区被成功消灭。
“上医人参加血防，那是家常便饭。”袁鸿昌说。年毕业后，袁鸿昌跟随研究生导师苏德隆赶赴上海、江西、安徽等多地开展工作。“苏教授这一生，不止在预防事业贡献很大，更是我们医学界的一代宗师。”
年，袁鸿昌赴索马里考察当地血吸虫病疫情，保障在索人员的生命健康。他将当地泥土样本带回实验室进行研究，并大胆采用苏德隆在上世纪50年代针对日本血吸虫设计的防蚴绑腿。当他把绑腿的布条放在水中浸泡的时候，水里的埃及血吸虫尾蚴也被杀灭了。袁鸿昌很激动：“事实证明，原先针对日本血吸虫设计的防蚴服对埃及血吸虫同样具有防护效果！”
除却在科研实践领域继承苏德隆的衣钵，袁鸿昌还在社会工作中扩大了复旦公卫人对全国范围内血防的影响力。
年至年，袁鸿昌担任卫生部血吸虫病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适逢我国经济转型阶段，血防财政问题凸显。作为世界银行贷款中国血吸虫病控制项目（万美元）的中方专家组组长，袁鸿昌教授积极引进国外血吸虫病防制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技术，针对中国血吸虫病流行现况，采用“人畜化疗为主，易感地带灭螺为辅”的血防策略，同时开始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健康教育。该项目在湖南、湖北等八省展开，惠及约万人。
项目实施期间，国内高校开展针对基层干部和血防工作者的进修班，以弥补前线专业技术人员的缺口。在袁鸿昌的主持下，原上海医科大学自年起共举办了10期培训班，每期1年，为我国血防事业输送了大量的骨干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