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吸虫·药·月饼
◎沈金生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这是毛泽东《七律·送瘟神》中的诗句。
01
诗中的小虫是指血吸虫，出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的人都很熟悉，因为他们曾经历过血吸虫病的防治，而对于此后出生的人来并不熟悉，甚至还没听说过，因为七十年代中期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血吸虫这一瘟神基本在神州大地被送走了，在以后的日子里，虽然时有“血吸虫”这字眼和工作进入人们的视野，但绝对没有了六七十年代那种全民皆兵热火朝天的查螺灭螺运动，而感染血吸虫的人数也变得寥寥可数，且治疗方法也简单了很多，所以八〇后们几乎不知道什么是血吸虫了。
血吸虫危害人类健康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有“血防”工作，据统计解放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有30%多的人感染过血吸虫病，而基本消灭血吸虫，却是在什么都乱套的文革期间，真是一个奇迹。
02
我出生于六十年代初，曾是血吸虫病患者，且是经过两次治疗才告别了血吸虫。那时，我年纪虽然还小，但我还是对那段历史印象深刻，因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更重要的是药太难吃了，晚期病人的肚子太鼓了，在现在大肚子并不奇怪，但那时血吸虫病严重的患者面黄肌瘦突骨嶙峋，肚子却是出奇的大。
血吸虫病普查是群众工作，是严肃的政治任务，人人参与，每人在大便时留出样品用以检测，用糙纸包好，插好“名片”放在方便血防员取到的地方。每个生产队有一名血防员，普查时，每天到各家各户的茅侧旁或后门脚边收集人们留好的“巴巴”，收集后作好登记，送到大队医疗站，再由大队的血防员送到公社血防站进行化验，每一期检查须送三次，每年检查次数有两三次。那时，血防员尽管天天要与“巴巴拉”打交道，但众人还是觉得是个美差，一般都是生产队里年轻漂亮识字的姑娘去干，普通人只能艳羡地看着人家拎着“巴巴”笑咪咪地一家又一家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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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验结果验出感染上了，那得享受免费治疗，且必须参加治疗，如果是生产队的壮劳力，那么治疗期间“工分”照拿，治疗结束还可休息一段时间，反之倒是破坏分子，所以，凡是有病的都十分自觉地接受治疗。
由于患病的人太多了，集中治疗便成了唯一办法，医院让人住，也没有那么多医生，医院的都是那些鼓起大肚子需要做切除脾脏手术的晚期病人。于是，大队的大礼堂成了“医院”，几百平方的礼堂一隔为二，一边男一边女，中间隔断的用稻草扎成的卷帘，中间的通道也没有隔断，全大队的患者分批集中在里面，打地铺“住院治疗”，每批总有上百人。治疗很简单，每天三次药，每天点五次名，早中晚，下午、睡前各加点一次，保证每个“住院病人”24小时在“医院的病床”上。这期间大队里的“赤脚医生”成了“医生”，生产队的血防员成了“护士”，监督病人吃药，给病人量体温，记录呕吐次数。
04
开始治疗的几天，每个人都十分的兴奋，晚上也总是相互间说个不停，妇女们趁机纳起了鞋底，打起了毛衣，男人们则聚在一起打牌下棋，孩子们则聚在在一起捉七、跳牛皮筋、看小人书，我则喜欢挤在大人堆里看下棋，或者看书，听大人讲故事。
那时可看的书不多，但我姨夫家有很多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七侠五义》《青春之歌》，可惜的是这些书都是残缺的，因为怕抄家，这些书都被撕破了，那《七侠五义》《封神榜》则是中间都断的，不过这都不是问题，毕竟是有书了，最让我喜欢的还有一本谜语书，那里收集了几百个谜语，那些关于“外婆拉屋里”的“密子”，我都会猜，所以我虽然小，但在“集团病人”中还是比较有名的。
05
这支队伍中有一位我崇拜的人，他在我们大队里是最有知识的人，也是大队的大会计，我叫他“阿大阿哥”，他爸是我爸的好朋友，所以他格外关照我，教我猜谜语，教我识繁体字，给我补充那些被撕掉的书页上的故事，他似乎什么都懂，他还跟大家讲故事，鲤鱼精、许仙与白娘娘……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追鱼》《白蛇传》，而我则将看过的故事也给小伙伴炫耀：桃园三结义、五鼠闹东京、逼上梁山，还让大家猜谜语，有一则最长有趣的谜语至今还记得，它堪称一个故事：出生泥州府，到城外去游玩一番，碰到五将军（手），捉到兰（篮）溪县，打碎屁股，送到宛（碗）州，架到锅城，打入衙（牙）门，直落清水漾，推出五常（肠）门（打一河鲜，谜底在文末）。
当然治疗也有痛苦的事，最让我痛苦的是吃药。我从小不怕打针，就怕吃药，不管药粒大小，总是吞不下，药粒一到嘴里，便会呕吐。我之所以有两次治疗，与第一次治疗时，偷偷地把药扔了有关。
06
治疗方法是口服药，药有两种，代号为和，这两种药的成分我没有研究过，但难吃是毫无疑问的。这两种药颗粒大，足有现在大片的安乃近那么大，每人每天三次，每次三至五粒（根据体重定），气味特别强烈，十分难闻，那味能让人联想到刺鼻的敌百虫、敌敌畏、六六粉、石灰氮之类的味儿。
第一次治疗时，我因为吃不进药，总是想方设法藏药扔药。那时候怕药的并不是只有我，不会吃药的人想足了办法，有的将它捣碎放在糖水中喝下去，有的将它掰成小块慢慢吃，我真羡慕那些不费力气干吞也能吞下去的“牛人”（那时候没有牛人这个词，厉害的人冠以“嘎里”，如名字中带桂的称桂嘎里），我也想吃下去，但每到吃药时刻，便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护士”也知道我吃不下去，怕我扔，便会盯着我，我一把泪一把鼻涕地好不容易咽下后却是“啊啊啊”呕着，实在忍不住又被从胃里倒了出来，于是“护士”又重新让我吃，为了避免重吃，我有时候狠下心，使劲将药嚼碎，生吞下去，吞下去赶紧喝一口糖茶，这红糖茶是免费供应的，如果护士不注意则借口去上厕所，到了厕所，则四周瞧瞧，没有动静就赶紧把攥在手里或含在口里的药扔掉、吐掉，其实这个时候上厕所，十有八九是干这事的，很少有真正干卫生工作中的，碰到同样的人，相互间会心一笑是免不了的，同病相怜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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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院期间，也要有便就检测，以检查治疗的效果，我也知道我药吃得少，效果不一定好，很想去偷柱换梁，实施我的调包计，但每次在关键的时候还是缩回了伸出去的手，我就这样在忐忑不安和难受的煎熬中完成了第一次治疗。
一年后的检查中，我又“中奖”了，我知道那是上次“偷工减料”的结果，第二次治疗时，我告诫自已：再这样，还得来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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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治疗时间是中秋快到的时候，奶奶知道我喜欢吃月饼，就把我两个姑姑送来的月饼全部给了我，让我用它过药。为了减轻药的苦味，我刚开始时，与原来一样，嚼碎，生吞，喝糖水，咬两口月饼。治疗过半时，药换成了，那个药比硬了许多，味道也重了许多，我再不能像以前一样直接嚼碎吞了，我只能将其弄碎后嵌入月饼中，百果月饼成了“药膳”，开始的几天觉得好吃多了，也没有什么呕吐反应，但随着药物对身体的反应越来越强烈，月饼的味道也渐渐地变成了“敌百虫，敌敌畏”，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好在觉得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治疗结束了。
结束的前一天，大概是中秋吧，我再也不想吃月饼了，我奶奶给我烧了一碗“糯米芋艿糖粥”，糯糯滑滑甜甜的粥，我真想一口气吃了它，但“医生”制止了我：吃多了要拉肚子，因为此时的消化系统十分虚弱，我只好心有痒痒地吃了半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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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结束了，血吸虫终于也被消灭了，但月饼也在我内心深处彻底变成了“”，它再也没有了诱人的香味，我只要一想到它，那股浓烈的呛味便会扑鼻而来，便会不由自主地觉得喉咙发痒要有呕吐的感觉，更别说看到它、摸到它，这种难受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才开始消退，那期间我只能吃广式月饼，苏式月饼我连想都不敢想。
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治疗过程是那么难受不堪，但那种经历已经成为历史，也正是这段历史让许许多多的人摆脱了“瘟神”。虽然，我为此牺牲了几十年的月饼美味，但想起血吸虫三个字，还是值了！
10
呵呵，差点忘了，还有一个谜底要揭：螺蛳或田螺。其实它不能算作一个谜语。
沈金生，任职于濮院小学教育集团毛衫城小学。爱好书法、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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