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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上虞的防疫应对举措
古代，人的生命在时疫面前犹如草芥，毫无抵抗力，以致人们一提到“霍乱”“麻风”谈“瘟”色变，可谓是死神代名词。但也不是束手就擒，历代上虞人们和官府上下同心，积极发挥智慧和力量进行救治医疗、实施隔离、政府蠲免、开仓赈济、公共卫生、家庭自助、乡绅自觉、社会动员、普济养恤等等，与病魔展开各尽所能的斗争，确保生者以全。
一是官府实施救治。
古代中国既缺乏体系完善的专门防疫机构，也缺少训练有素的专业防疫群体。政府将应对疫灾视为荒政的一部分，一般以设立施医局、施医送药为主，仅是临时、临事之举，上虞也一样。直到民国13年（），县政府设立民治科，主管全县卫生防疫事务，但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采取积极防治措施、完善防疫机构还是大有区别。
古代疫情发生，官府立马施药救治、实施隔离、埋葬死人，施药一般以传统中医药为主。唐代宗宝应元年（）的江东大疫，当时死掉的人不计其数，疫病流行范围大，灾害深重。唐代宗为此颁布《恤民敕》：
“亦委租庸使与本州审细勘责，据实户差遣，处置讫具状闻奏。仍委刺史、县令设法招携，课最之间，□贬斯在。其有死绝家无人收葬，仍令州县埋瘗。”（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版，P）。
直到民国年间，开始采取中西医结合，如民国7年（）秋的上虞时疫，红十字会派西医兼带大医院合力救治；由于广大乡民素信中医，中药在民间却大受欢迎。疫情发生后，地方官大多向朝廷祈求开仓赈济和蠲免，朝廷下令免粮捐。赈济之策，先秦已有，两汉时定为基本国策，后来历代相因。此两策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因疫情爆发而引起的社会不稳定。
二是社会积极救助。
古代中国，救灾救荒不是单一力量独立进行的事业，而是国家、地方、民间力量的共同参与，尤其是古代“皇权不下县”体制下，地方社会的自我救治可谓居功至伟。疫情发生时，地方乡绅借助自己的号召力、财力以及人脉开展积极的救治，筹措资金购买药材，倡导捐建惠民药具，选拔精通医术之人积极参与对患者的治疗，组织人员尽快掩埋病死尸体并恢复周围环境与卫生，一定程度上减少瘟疫的传播，体现了乡绅的社会责任感和爱乡情。民国7年（）秋的上虞时疫，上虞西乡崧厦镇自治所牵头部署抗疫防治，当地的绅董和在上海的绍兴七邑同乡会也紧锣密鼓地开展救治工作：组织设立救疫事务所，筹措防疫经费；屠子香等人前往上虞县请知事行文布告，疫区“医院暂设崧镇义学内，送诊给药，不取分文”，医院担任组织，官派医生下乡下村，立即开展救治，接洽西医赶赴疫区进行排泄物化验；通告县属东南北各区调查有疫之处；推员赴省城，请求分饬各县迅速办理救疫事宜；请各乡自治会派人劝讲善后卫生之法，兴行孝悌，侍药送粥，守望相助，搞好家庭卫生，抑制病菌滋生，减少病疫感染；屠子香和裴丽生又向上海《申报》寄发读者函刊登在10月19日的报纸上：
“绍属上虞乡，入秋以来发现一种最剧烈之时疫……地方苦无良医，又无病院，若遇此症，坐以待亡，甚至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人，十人九死，贫苦之户最居多数，哭声相应，惨不忍闻。盖自发现是疫以来，死亡人数已占百分之十，棺木石板销售一空，枕尸待装不知其数。”
申请资金、医院施药和隔离消毒等广泛的社会援助。中国红十字会见到载有绍兴上虞西乡发生剧烈时疫导致死亡无数的报道后，即致电绍兴柯桥红十字分会查明病情，派员至宁绍办理防疫事宜，电请浙省做好保护，10月下旬即派出第一支医队带同医具药品驰往上虞、余姚等地救治，先后派出4支医队开展救援。10月24日、25日两天，医院共诊治余人，内中以头痛、寒热、胸闷、痢疾为最多，皆可望治愈。针对疫情发生的特点，多因“该地今年亢旱多时，骤寒骤热，伏暑晚发，内症居多”，中国红十字会审慎地采用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特向中国济生会取得济生丹瓶予以救治，功效显著。共治愈余上虞病人，至11月中旬基本肃清。
一直以来，上虞经济相对发达，民间的药店、诊所颇多，这些医疗机构、私营药店和仁心仁术的民间医生也积极加入社会救治行列，免费为患者治疗、发放药物，奋力控制疾病流行。如光绪十二年（），经坤文创办牛痘局，为民众种牛痘防治天花。民国9年（）9月，葛维生在百官医院，设西医内外科、妇产科，兼种牛痘、防疫等。民国15年夏，霍乱流行，医院实行半日送诊送药，县商会在县城设立临时防疫施疗所，聘请张子敬、徐幼耕等医生防治，有些医生还试用注射血清进行预防。民国17年6月，葛维生在医院。发表《为预防天花告民众书》，并实行免费接种。民国21年，医院，2位上海红十字会医生随带消毒药水和药品来上虞防治；同年侨居外地的上虞同乡还寄来有预防作用的中成药支持家乡防疫。
三是推行公共卫生。
古代，官府一般采取“清洁、消毒、检疫、隔离”四项卫生防疫举措。但由于医疗技术相对落后，人们对时疫的发生找不到源头摸不着头脑，大多归之于迷信和神灵等，故人们对公共卫生等预防措施还没有意识。直到民国初，崧厦龚天成设牛痘局，每年春季为民众接种牛痘。民国30年（）2月，上虞县卫生院成立接种牛痘组织，分赴各乡镇巡回接种牛痘，直至日军入侵上虞才停止。民国35年春，县卫生院发起种痘运动，为民众种痘人；同年发动夏令卫生运动，接种伤寒霍乱混合疫苗人。第二年，县卫生院再接种牛痘人。民国36年，政府推行检疫制度，发生霍乱疫情时县内实行交通管制，禁止疫区蔬菜瓜果输出；并组织巡回防治队下乡防治，开展预防接种，当年霍乱疫苗接种人。据民国《上虞县新志稿》（年）“防疫”记载：关于防止疫病，在春秋二季。办理种痘工作已推行，甚利脑膜炎及霍乱。疫苗之预防注射亦能分别实施，至取缔饮食物、禁止露宿、努力减蝇等工作颇收效果。但由于政治腐败、战乱不断、经济落后、卫生条件差、预防技术低等因素，所以防治效果不佳。许多疾病特别是传染病依然高发、流行不息。
四、防疫人物
上虞海岳精液、善生俊异、人才络绎。令人欣慰的是，在上虞几千年的抗疫历程中，历朝历代都涌现出一些医术高超不畏艰险、勇毅前行、救民于水火的斗疫勇士，如倪元璐、章楠、裴丽生、葛维生、金善宝。他们或施妙手，或集百家之长，或在疫苗研究、公共卫生等方面展其殊才、颇有建树，为人民解除病痛，为阻疫抗疫书写了亮丽的篇章。
丰友俊（生卒不详）
字宅之，丰谊长子。宋绍熙元年（）进士。初任通判隆兴府，时岁大疫，挟医巡问闾巷，察病授药，全活者从。
倪元璐（—）
字玉汝，号鸿宝，明天启壬戌（）进士。崇祯八年（），落职闲居绍兴城南。九年，绍兴府连岁大饥并疫，倪元璐数日不食，或半夜起立仰天悲泣，乃和祁彪佳筹划赈恤之策，带领乡绅有序有效开展民间募助、赈灾等抗疫救援活动。这在《倪元璐年谱》和《祁彪佳日记》中有记载。
周超
号锦川，清康熙四十八年（）进士。五十八年任汾阳知县，岁大祲，粮食无收，瘟疫肆虐，率民救灾，稍得安宁。
沈开桢
父禄早世，母林氏年将七旬，染疫垂危。开桢日夜号哭，目液尽赤，遂剜臂煎汁服之，果安。
潘文星
字斐昭。自少即博览，群书通脱，不务举业，专精岐黄，为人治疾不索酬。会夏盖湖东西流疫蔓延，朝发夕死，群医束手，文星出为诊疗，辄著手病除，群庆更生。
章楠
字虚谷，会稽道墟（今道墟街道）人。自幼体弱多病，因而自学医道，能熔铸百家，尤对瘟疫之说卓然独见，名震医坛。撰有《医门棒喝》，其第2集阐述《伤寒论》及发挥体温病学说，故取名《伤寒论本旨》。后海宁王士雄著《温热经纬》多借鉴于此书。
连文冲
字翀叔，一字聪肃，性嗜学，光绪庚辰成进士。精歧黄，会京师大疫，文冲施药诊病，活人无算，不受一钱，著有《霍乱审证举要》一卷刊行于世。
郑垓（—）
字墨田，长塘人，马一浮的启蒙塾师。博览经史，能诗善文，且精通医学。年二十，在长塘家中设私塾执教，还兼设中医门诊，以自制药丸和膏药治愈瘟疫患者不可胜数。
裴丽生（—）
崧厦裴家村人。自幼家境贫寒，随父到上海、汉口谋生。在杭州开办德记石印书局（为杭第一家），又先后任河南、福州、沈阳等地任商务印书馆分号经理，后在上海开设帽服公司。民国9年（）秋，上虞出现疫病，缺医少药。裴医院和防疫所，邀请出版业同行华心齐等人建立慈善机构——书业同义会，施舍医药和棺材，救济同业中的贫困灾民。
葛维生（—）
字忻游，县城（今丰惠）人。年毕业于浙江私立广济医药专门学校产妇科，获学士学位。医院，每逢传染病流行季节实行半日送诊送药。年从军，任国民党上校军医。翌年辞职返虞，私资创办医院，抢救难产妇多名，颇受乡里赞誉。年任上虞卫生院院长，组织县防疫委员会，发动卫生运动，在农村卫生、妇幼卫生、卫生防疫等方面多有建树。
金宝善(—)
会稽道墟人（道墟东市瑞三房台门，今林记台门），杭州医科专门学校毕业。后赴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毕业回国，民国9年（）和同事成功平息了东北鼠疫。又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获硕士学位。民国16年回国，负责国民政府卫生防疫技术和卫生行政工作，自行研究制造各种疫苗、血清、毒素等生物制品，建立完善了一个包括防疫机构、方针政策、组织实施、疫苗研发生产使用等的中国现代卫生防疫体系。历任杭州市卫生局局长、卫生部保健司司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卫生署副署长、署长、卫生部次长等职。编有《预防医学词汇》，为中国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近代卫生防疫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杨铭鼎（—）
祖籍上虞，出生于青岛。年，南京中央大学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任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保健医院筹备处工程师和南京东郊汤山农村卫生院工程师，医院和农村卫生院。年，任武汉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卫生防疫组卫生工程师。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进修。年回国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军医署驻赣办事处卫生工程组主任。后升任教授。年，任上海市卫生局环境卫生处处长。年，兼任上海医学院教授、预防医学研究所副所长。主编《环境卫生学》《公共卫生工程学》等。
刘宗歆(—)
横塘人。自幼好学，后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习医。年7月全国医药专科学校学生集训队毕业，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任医疗分队队长，进医院，主持外科及传染科（主要是肺结核）的医疗工作，同时兼任新四军军部卫生人员训练班教师。日本侵略者向浙江南部地区施放细菌武器，年3月，刘宗歆被任命为医疗队队长奔赴浙江衢县，医院，任副院长兼医务主任，投入扑灭鼠疫的战斗中。
杭长寿
年12月生，崧厦人。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系毕业，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研究员、出血热与虫媒病毒室主任。年起承担国家“”计划生物高技术领域“流行性出血热病毒基因工程疫苗研究”课题。年，担任欧共体“中国和欧共体国家汉坦病毒的鉴定”、中国与希腊双边合作“新疆出血热病毒的鉴定”课题中方负责人。著作有《虫媒病毒》《砂粒病毒》和《流行性出血热》等。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视疾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发动群众、科学预防，经过数十年努力，血吸虫病（俗称“扫箕胀”）、疟疾、丝虫病、钩虫病（俗称“黄胖病”）、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年）、甲型H1N1流感（年）等传染病、地方病及其他疾病均得到有效控制，不少疾病达到基本消灭及消灭标准。知史明理，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终于夺取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阻击战的基本胜利。
参考资料：
1.《荆楚岁时记》，南北朝梁宗懔撰；
2.《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3.宋敏求《唐大诏令集》，上海学林出版社年版；
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年版；
5.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版；
6.明万历《新修上虞县志》（年），徐待聘修、马明瑞、葛晓、车任远纂；
7.清《上虞县志备稿》，咸丰四年（）王振纲修；
8.清《上虞县志校续》，清光绪二十三年（），储家藻修、徐致靖纂；
9.《上虞民风习俗》，陈永林编著，西泠印社出版社年版；
10.《上虞五千年》，马志坚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年版；
11.《上虞卫生志》，绍兴市上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编，方志出版社年1月版。
（作者系上虞区委党史研究室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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