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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送瘟神的图像作为反映特定时代主题的宣传画被广泛应用，积极参与到此世纪中叶摧残长江及以南地区的血吸虫病的防控宣传举措当中。这类主题图像有程式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并通过文化宣传，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鼓舞人民参与到抗瘟斗争之中。
送瘟神血吸虫病图像艺术社会功能
送瘟神主题图像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其创作背景是江西余江县扫尾消灭了血吸虫病。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为题，报道了当地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1〕毛泽东看到此消息后激动不已，于年创作了《七律·送瘟神》的诗句。正是在送瘟神主题的引领下，不同的文化宣传形式开始出现。本文尝试通过整理分析送瘟神图像的艺术形式及其产生背景，对该主题图像所起到的社会作用进行初步探析。
一
送瘟神主题图像艺术分析
在《七律·送瘟神》诗句刊登不久，该主题的影片陆续上映，并配有相应的宣传海报。年，上映了黑白剧情片《送瘟神》（《在血防站线上》）。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监制、范后勤摄影、编辑了黑白短纪录片《送瘟神》。同年，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出品、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发行了彩色长科教片《送瘟神》等。这些影片的海报均打着“送瘟神”的宣传主题，海报中的图像多以摄影的形式表现人民群众消灭钉螺、科学救治病人、安全防护等内容，以及田增产、人添寿的新气象。
在此主要讨论“送瘟神”主题美术作品图像。从表现内容上看，宣传画或招贴画以标语性的图像展现人民不屈不挠的信念，或以神化色彩描绘战胜瘟神的豪情壮志；同时，傅抱石《送瘟神》的绘画作品也描绘了天上人间劳动者的祈愿及社会迎来春意的景象。
从艺术表现形式分析。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送瘟神》小人书，根据同名科学教育电影改编，小人书的封面便使用了“送瘟神”主题的宣传画，表现人民精神振作、意气风发的豪情壮志。画面中前方为举起手臂、持铲灭钉螺的两位男性劳动者和一位女性医护人员，在当时血吸虫盛行的南方地区，钉螺是血吸虫的中间宿主，因此其后方画面表现的是浩浩荡荡的灭螺队伍，并在远处立有“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标语，整个画面正前方为飘扬的国旗。与此相似的画面表现力还见于年由南汇县革委会政宣组供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举旗抓纲闹革命，千军万马送瘟神”主题的宣传画，劳动妇女举起铁铲，紧握标语，背后同样是一望无尽的灭螺队伍。以及山东省卫生防疫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制的“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送瘟神”、“为实现卫生工作上《纲要》而奋斗”主题的宣传画，画面主体表现“四世同堂”的人物，他们或持卫生工作《纲要》规划、高举臂膀，或背有药箱、手持喇叭，或手持旗帜，或备有农药箱等，这幅宣传画的背景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但同样也在强调送瘟神的主题，努力消灭危害人民严重的疾病。这类人物形象作为此时期宣传海报的常见图示重复出现。人物共通的特点为：红彤彤的面部表现、强大有气势的力量塑造、喜笑颜开的形象刻画，强调了人民必将战胜瘟神的光彩。
“送瘟神”主题的图像中另有一类充满神话感的宣传画样式，如年由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办公室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送瘟神》一书插图中，〔2〕从事连环画创作30余年的汪观清先生表现了疫鬼的形象，这幅宣传画描绘的是劳动人民手持铁锨、脚踩小鬼，将降灾的瘟神踩于脚下的画面，画面中心人物气宇轩昂，脚下瘟神意态消沉被压于铁铲之下，其后是绵延的灭螺队伍与扬起的红旗，这种表现势气强调了人民必将战胜瘟神、除害灭病的主观能动性与抗瘟决心。
同样有着神话色彩的图像也可见于傅抱石的两幅《送瘟神》的水墨山水绘画作品中，创作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现藏于南京博物院。他将毛泽东的《七律·送瘟神》创作成诗意山水画。《送瘟神》之一的山水画中，将“牛郎欲问瘟神事”的诗句形象化，画面描绘天上的牛郎，他与地面上人民一样是劳动者的化身，他正在俯瞰祖国江河，似在思索，想要问瘟神肆虐之事。“一样悲欢逐逝波”恰似是对于牛郎所问之事的回答，瘟疫肆虐的情形早晚会过去，人民的悲欢疾苦都会随着画面中的大河流逝消散。画面中地面人物的描绘是对群众生活悲惨、环境萧条景象的写照，人民生活清贫，面容枯槁。但又不乏对于祖国河山的空间描绘。作品似传达了天上、人间对于瘟疫迫害之事共同的关切，但也强调了劳动人民一条心的信念。傅抱石对于《送瘟神》之二中一片春意的景象另有描绘，画面中红花朵朵、万物复苏、春回大地，在山河广阔的空间场景中又刻画了人民恢复了生产劳动，集体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活动。绿意盎然的画面描绘区别于《送瘟神》之一的表达，充满希望。毛泽东的两首《七律·送瘟神》，第一首表达了人民疾苦，并抒发瘟疫肆虐之情早晚会过去之决心；第二首则表达了春回大地的昂扬与澎湃之情。两幅山水作品与诗词的基调保持一致。整体来看，两幅作品实则反映了人民从面对瘟神所造之难的疾苦到战胜瘟疫当家作主的翻身过程，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但其结果必然又是鼓舞人心的。
总结以上美术作品图像的艺术表现手法可概括为两点：一为宣传画中程式化的表现手法。其画面构图遵循一定的规律，主体人物的动态强调一致性，形式一般为抬起臂膀、手持劳动工具等画面表现，构成前景的冲击力。背景基本均为灭螺运动的场景描绘，表现人物众多，搭配标语和旗帜。前景和背景同时又表现出一致性，均强调了人物的动势，但在前后画面的表现上又强调了远近虚实，使主体形象醒目突出。色彩明快，画面口号式的文字标语增强整体画面的号召力，主题鲜明突出。这形成了此类送瘟神图像的程式化表达，是较为直接的表现风格。二是间接的表现手法，以傅抱石的两幅《送瘟神》山水作品而论，其表现主体为诗意山水的描绘，表现主题委婉，通过不同的画面气氛烘托人物心理，但这种浪漫主义的表达承载的仍是人民打赢这场疾病防控攻坚战的革命决心。
二
送瘟神图像社会功能初探
就此主题图像的社会功能而言，笔者在此想要强调的是送瘟神图像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积极的社会调节功能。在当时防控血吸虫病的社会背景下，这类图像频繁出现于文化和文艺的创作与防控宣传之中，最终广泛地参与到人民的精神调剂之中，人民在艰难的抗击疾病历程中得到慰藉和鼓舞的心理调节。
面对人民群众合力抗击血吸虫病流行的历史，可将个体的行为看作是一种“社会情绪共振”。这类似于《西方灾难社会学新论》中的观点，“当社会情绪在不同群体内部逐渐被认同并指导灾区内外的民众行为时，这种‘认同-行动’模式会将社会情绪推向最高点。至此，不同群体之间的情绪共振在时空之中相互交织、强化和激化，从而导致社会情绪共振的最终形成”。〔3〕不同社会群体在频率上得到了一致，彼此认同。从这个层面上讲，送瘟神图像的感召作用鼓舞了人们的抗瘟行动，引起了各地区广泛的共鸣，最终起到了宣传鼓励、引发社会舆论的目的，从而激励了人民群众消灭疾病的决心，坚定了人民与之抗争的意志。
此外，送瘟神的图像与相关文字宣传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作用。此主题图像的产生也有其社会背景。汪观清绘制的送瘟神插图所在的《送瘟神》一书中，记录了《喝令瘟神快滚》民歌：“瘟神瘟神你听清，过去不能比如今，昔日由你胡乱闹，而今我们掌了印，喝令一声叫你滚，即刻让位给福神”。〔4〕图、文皆表达了人民强烈的抗瘟信心。此后，与送瘟神相关的文字宣传不断增多。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发行《送瘟神》（唱词）、《送瘟神》（防治血吸虫病歌曲集），以此来取得文化鼓舞与宣传作用。毛泽东《七律·送瘟神》诗词也作为文字宣传广泛出现，湖北血防宣传的举措中便记载：“70年代：年中共中央下达了两个血防文件，掀起了血防群众运动新高潮，宣传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送瘟神二首》诗词，党的方针政策，防治措施，血防成果。年，省印制《送瘟神二首》诗词83万份，由疫区组织宣传人员敲锣打鼓送到各家各户。”〔5〕以此激励群众抗击疾病的决心。在此之后，七十年代一批反映送瘟神主题的图像应运而生。以图叙史，主题图像构建起一个形象的思维模式，在制造社会舆论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具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配合文字宣传，取得了相得益彰的宣传效果。
结语
综上所述，送瘟神主题图像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在该主题的宣传画美术作品中遵循程式化、规律化的艺术表现手法，并在相关的诗意山水作品中彰显出其独特的题材表现力。但这种直接或间接的艺术表达均蕴含着积极的文化主题，并承担着相应的社会功能。最终参与到广泛的社会宣传之中，并以直接、生动的视觉形式配合文字宣传，在人民艰难的抗击疾病历程中起到积极的慰藉和鼓励作用。
注释：
〔1〕吴光祥《毛泽东写〈七律·送瘟神〉始末》，南京《世纪风采》年第4期，第3-7页。
〔2〕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办公室《送瘟神》，上海文艺出版年版，第4页。
〔3〕周利敏《西方灾难社会学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第页。
〔4〕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办公室《送瘟神》，上海文艺出版年版，第38页。
〔5〕周陵生主《湖北血防》，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年版，第95页。
作者：张冬萍中央美术学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研究方向博士
本文选自《美术观察》
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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