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医记忆我为什么学医

编者语: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医院迎来了八十华诞。悠悠岁月,弦歌绵长。历代先贤辛勤耕耘,传华夏之文脉,承岐黄之精髓,跋涉求索,虔诚奉献,铸就今日之辉煌。回望来路,历史脚步清晰凝重,文化传承绵延不绝。展思将来,贵医人不忘来路、不改初心,秉承“诚於己,忠于群,敬往思来”之校训,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扎根沃土、服务民众。从本期开始,本栏目每周三定期推出,讲述院史上诸位名医名家故事,从中汲取经验智慧,凝聚行稳致远力量。

《一代宗师—传染病学专家王季午》}视频来源:中华医学会山西医科大学

我从事医学工作,已50余载。追思往事,历历在目。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开始,随后结合临床,开展科学研究,同时参加教学工作,进而担任学校领导,现将其间经历,作一简略的回顾。

我父亲出自书香门第,自幼读书,但在科举考试中,仅及秀才,因之对科举厌恶,希望下代多进洋学堂,读洋书,学成后能较上代有所作为,更多出息。我除家塾与小学外,中学、大学、医学院都上的是教会学校,读的洋书。在我学习期间,母亲死于伤寒,姨母丧于结核,自己幼时亦频发疟疾。在中学时,军阀混战,我家避难去沪,时值夏令,疫病流行,死亡甚多。在我将进大学时,我想学了医不是可以治病救人么?我平时对周围事物注意观察,细心思索,学医要心细,我自忖自己对人对事一贯不马虎,可能适宜学医。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了苏州东吴大学医预科。我对各门自然科学课程都感兴趣,尤其对生物学中动物的器官结构、生命现象更有兴趣。三年医预科修毕后,我考进了北平协和医学院,五年刻苦学习,为我从业医务,打下基础。古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我常以此自勉。

在读医预科时,我晓得普通基础课的根基必须打得扎实,以后读医本科的基础课以至临床课便不会发生困难。所以我对各门基础课决不一知半解,力求弄懂弄通,因为根深才能叶茂,基础扎实,才能更上一层楼。疾病种类繁多,病情因人各殊,症状千变万化,诊断无法硬背死记,只要理顺病症,追索发病原理,依靠基础学科知识,上挂下联,进行分析综合,可以求得正确诊断。三年普通基础和二年半医学基础打得扎实是学好临床的根本,从而对今后诊治各种疾病可以收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之效。这样的教学安排对培养人才,提高医学质量,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不可低估的价值。我本人深受其益。

毕业后留校工作,根据我兴趣和能力,我选择了内科作为终身专业,因为我立志要当一名临床医生。担任了三年的住院医师和一年的住院总医师,四年的临床医师工作,每天24小时同病人密切接触,课本知识结合了实际,锻炼了诊治本领,打下了扎实的医疗基础,为我今后开展工作铺平了道路。

王季午教授在撰写论著。

在担任住院医师期间,临床工作给我提供了不少可资探索、深入研究的资料。我觉得为进一步解决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达到早日康复,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必须进行科学研究,深入探讨。在内科领域里,我选择了传染病作为我的专业。在不少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中,在诊断方面,一个有利条件是可以直接找到病原体来确诊。根据黑热病利杜体存在于体内各种含有网状内皮细胞的组织和器官,我成功地从穿刺周围肿大淋巴结中或从周围血液的巨噬细胞中找到利体,避免了骨髓、肝、脾穿刺,提高了安全性和简易性。在血片中找疟原虫,我发现推片快推到载玻片一端时,将推片一端快速提起,就可使比重较大的疟原虫集中在载玻片边缘,以此可提高检出率,屡试有效。在确诊结核性脑膜炎和胸膜炎时,我经常通宵达旦在病人脊髓液和胸水中找寻结核杆菌,获得成功,确立了诊断,明确了患者的预后。我认为不应单从临床现来满足疾病诊断的要求,应从现象追溯其本质,所以必须借助实验室检查,而后者必须紧密结合临床,遂能提高技术水平和诊断正确率。临床医生若能亲自多参加具体实验室操作,熟悉实验手段,对培养科学研究能力,很有收益。我自觉获益非浅。

当我担任主治医师时,还开展了实验性黑热病的治疗与免疫研究,并进行了病理组织学观察。当时德国拜耳药厂锑剂新产品不断送来给予疗效鉴定。这些科研工作对提高医疗水平,加深科学知识,锻炼科研思维,培养科研能力,促进人才成,都是很有价值的。我们不能停留在原有的科学技术水平上,不能满足于临床诊断,就病论病,必须加深理解,探索前进,不断提高,有所创新,才能使科学技术永不停步,不断前进。

年,学校派我去美国吐兰大学(TulaneUniversity)热病与寄生虫学院随原协和教授福斯脱(C.e,Faust)作为访问学者。福斯脱教授在我国时曾做过大量的血吸虫病与其他寄生虫病研究,著有一本很负盛名的《临床寄生虫学》。我在该校协助讲授热带医学并交流经验,参观他们的研究工作。我被聘为“名誉讲师”。在美一年期间,遍访了全美各有名医学院校与热带病研究机构,并在加州大学胡佛基金会HooperFoundation)鼠疫研究所研究蚤类生活史。了解了美国医学教育概况和科研动态扩大了我对医学教育的视野,熟悉了热带病的研究近况。由于我在黑热病方面发表过多篇文章,美国同行称我为“Kala-azarman”(意即研究黑热病有成就的人)。我被邀请参加美国热带病学会为会员。

年10月,贵医内科同仁欢迎主任王季午教授返筑合影留念。第一排左四王季午教授,右三为王季午教授夫人张简青,左二钱允中,右二李耕田;第二排左三李希唐;第三排左三赵昜。照片来源:李希唐之子李士璈提供。

自美返国后,正值抗战时期,协和停办,我应邀担任了贵阳医学院内科教授兼主任、医院院长、教务长等职。在贵阳6年期间,我深深感到我国缺医少药情况极为严重,而唯一解决办法,只有努力培养大量医学人才,因为不管一个人医术水平如何高明,绝不能解决全国人民的疾病问题。所以我非常乐意当一名教学工作者,为培养千千万万的接班人而努力工作。

年,浙江大学医学院医院开业合影。第一排左八王季午院长,左九竺可桢校长。

抗战胜利之后,我接受了负责筹备浙江大学医学院的重任,并担任了首任院长,在年招入了第一班学生,为发展我国医学教育事业尽了我一份力量。除担任行政工作外,在医学业务上,我仍尽力而为。追思当我担任内科总住院医师时,负责安排全院内科医师工作,同院内各部门进行联系,已开始参加行政工作。我自信我略具管理能力,因之敢于担任学校领导职务,迄今已连续近40年了。

年,贵医校友在杭州合影,前排右五王季午院长,右四朱懋根院长,右二李方邕教授。(图片来源:朱懋根院长之子朱贤书提供)

年8月27日,贵医师生在北京合影留念。前排左五李宗恩,前排右五沈雋淇,前排右三王季午,前排右四朱懋根,前排右一管葆真,第二排右一王诗恒。(图片来源:朱懋根院长之子朱贤书提供)

解放后,卫生防疫工作迅速展开,我不放弃自己的专业,于年在浙南首次证实了钩端螺旋体病在浙江的存在;年在浙西首次证实急性血吸虫病的流行;于年成功地采用吐根碱合并氯治愈大批肺吸虫病患者。在年我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并出席了全国代表大会。嗣后在血吸虫病的药物治疗中做了大量工作。最近在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工作中,参加了有关病毒性乙型肝炎宫内传播的研究等。自年起主编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传染病学》,连续修订了6版直至年。自年至年50年间,我单独或合作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了73篇论文和13部专著。

贵医附院感染病科骨干赴杭州看望90高龄的王季午教授。前排中王季午教授,左二程明亮教授。

不论在疗,教学、科研、行政工作中,我体会到必须认真负责,严谨踏实、锲而不舍一丝不苟,一切应以高标准、严要求为条件,才能有所成就,不负所望。

我已年近八十,50余年来从一个临床工作者逐渐成为一个医学教育工作者。我认为一切工作必须打好扎实基础,根深才能叶茂。我虽年迈,仍希老有所为,余热生辉,在有生之年,继续奋发前进,再做贡献。

本文选自《中华内科杂志》,,26(11)

作者:王季午

编辑:周亮

审核:吴祥文毕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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