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供图/王大明
吃五谷生百病，当知青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忍受生疮害病的煎熬。那些日子不堪回首。
本人自幼身体瘦弱，不满18岁的我头脑发热，犟起要去农村接受再教育。母亲极力反对，担心我吃不消，形单影只的一个人，万一生疮害病咋个办？我离家的前几天，她都蒙在被窝里哭泣，不吃不喝，也不起床，更不用说相送了。
作者（后排右三）参加蒲江知青先代会时与公社其他代表合影。
那是年8月，我来到蒲江县农村，住长秋山半腰队长修的新房。初来乍到，很多小娃儿没见过刷牙，跑来围观，见一根塑料棒棒（牙刷）塞进嘴去，来来回回，就有很多泡泡初来，都很惊奇。农民们后来把刷牙取名“洗嘴”。
时值夏收季节，骄阳如火，我参加打谷子，不晓得是水土不服还是营养不良，身上开始长脓疱疮，集中在四肢及臂膀，初期红肿，后来流脓。农民们见此打趣我，说我每天洗嘴，那么爱干净，“穷生虱子富生疮”，是好兆头。队长见我在水田里干活恼火，就叫我在家中烧茶水，采一些艾蒿、紫苏、藿香、竹叶心等草药，熬好后，担到五里路远的坝上去，供打谷子的社员们喝，以降暑解渴。收工后，将就剩下的茶水加盐巴清洗疮口，有一定的疗效。但此好彼长，其他部位又长起来了，呈愈发愈多的势头。只好到大队医疗站求医了。
医疗站在长秋山脚下的祠堂内，左边是会计室，右边就是医疗站。屋内40余个竹篓，摆放这各种中草药，旁边是写字台，抽屉里满是药瓶针药，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治疗。赤脚医生是位女同志，叫熊子华，大家一般称先生或“老子华”。蒲江这里称呼人往往把姓去掉，在名字前加一“老”字，属当地习惯。“老子华”查看我的疮口后，用酒精消毒，洒上消炎粉，每个疤费用2角，共用去1.2元。
谁知旧疮刚刚才好，新疮又发作了，第二次去医疗站，又用去2.6元。一来二去，感到后悔，那阵家里太穷，父母收入合计才40多元，母亲在街道生产组工作，每个月只能给我寄5元。这5元钱我要买烟，还要买盐巴和点灯的煤油。我只能抽8分一包的“经济烟”。晚上再累也要看看书，这样煤油就不够用。好在每月我要卖一些谷糠作零用钱，计划着省了又省，不然5元钱远远不够。囊中羞涩的窘境，让我不敢再去医疗站，只好拖一天算一天。农忙时节老子华背着药箱转田坎巡医，问正在打谷子的我咋不来治疗了，我只好如实回答：“没有钱了。过几天卖点米回成都治疗，我爸在川医上班。”一听此言，老子华按了按自己腰部，说腹部一直都不舒服，问我能否搭手（帮忙），带她到川医检查一下。我当即答应下来：“没有问题。”
过了几天，我们就出门了，一同随我去成都的还有大队支书代绍章，弄得田间忙活的知青哥们一头雾水：咋个这小子下乡没几天，就给大队领导“勾兑”好了？尽管当时还没有“勾兑”一词。
此行回成都，他们为我买了车票（每张8角钱），还在寿安镇街上请我吃饭，买了4角钱一份壶儿瓜炒肉片，一斤米饭，被我吃得精光，差点舔盘子。因为好久没有吃过肉了。
到了成都后，代支书、老子华就住我家里，弟弟、妹妹和我就去邻居那里借宿。父母借钱打酒割肉热情接待，令他们非常满意。短暂的团聚，父母的心情好多了。我来我回到生产队后，每次去医疗站治小疮小病，老子华和知青陈邦志（后来的赤脚医生）都没有收过我的钱。
回成都和家人久别重逢，医院治疮，此事后竟然得到诸多“好处”，可谓因祸得福。本队社员问咋个把疮治好的，我答曰：“川医医生说我蔬菜吃少了，缺乏维生素。”他们冲着说一句，田里那么多苕菜，你去抱着啃嘛！听起来这句话有点讽刺，但其实帮了我，我一下子就茅塞顿开——好嘛！我就“啃”给你们看看！于是田地里的苕菜、豌豆尖、红苕叶、南瓜花，就时常成为我的“干锅菜”。
知青和贫下中农同劳动，这是在地里挖红苕。
说完了生疮，再说害病。年夏季，闹地震期间，突然我腹胀如鼓。贫下中农们笑言“十月怀胎”。吃不得做不得，担挑水都困难。一天到晚睡在床上，昏昏沉沉、迷迷糊糊，脚手疲软。下乡时没有听父母的话，不敢给家里写信，怕父母担心。蒲江曾经是血吸虫的病区，是不是染上了血吸虫病了？于是搭上大队狗儿子（手扶拖拉机），医院查血。结论不是血吸虫病，但是啥子病，医院不说所以然。只好回到大队医疗站拿药吃“以观后效”。当时正是农忙，知青们都在战天斗地，本人却静卧家中，心慌得很，病老是不好，无法去挣工分，年底结算，分得谷子、麦子、豌豆等，害怕倒找，随即主动找队长说分配轻活干。于是通过大队安排，去果园敲“钟”。其实“钟”是挂在床架上的一块铁板，因地震期间需要，果园最高点设置一处守夜棚，棚下是床，铺着谷草，每天就在那里坐或卧，昼夜都有工分，如果发生地震，注意公社方向响枪，这边就立即敲“钟”，提醒社员防地震。守棚期间，就在知青徐天明、姚荣辉那里搭伙，自带白米，吃的菜是炒红苕丝。守棚的日子也不好过，腹胀厉害，并不见好转。看来又要回成都治疗了，于是卖米凑钱，队上派人把我送上回成都的班车。
经过川医检查，排除了血吸虫病，和医院的诊断结果一致。医生说是食物中毒引起的腹胀，问我吃了啥子不干净的东西没有？我仔细想了一下，可能是吃了番茄惹的祸。
原来在腹胀前，我在队上的蔬菜小组干活兼管账目。小组只有三个人，负责种蔬菜和赶场卖蔬菜，收入供生产队购买农药、化肥、塑料薄膜，农忙零星开支、社员借支等，是现金最快的收入来源。如果靠大春、小春的收入，周期就很长。有一天赶场和同队两社员挑番茄到寿安镇街上去卖，哪晓得闹地震，街上清风雅静，几乎没有赶场的人，番茄没有卖掉。所有的店铺未开门营业，书包里原本背着的白米，准备在饭馆换成米饭的，现在都关门了，白米换不成饭，肚子饿了不吃东西咋行？番茄要挑回12里远的生产队，哪还有劲来挑？三人一商量，决定把番茄拿来当饭吃，既充饥又解渴，大概一人吃了七八斤！真是饥不择食，尽管当时还不能随便动集体的东西。但那两个社员吃了屁事没有，而本人却出了问题。
图为知青参加打谷子。
四川人形容人容易生病，喜欢说“这里不生肌，那里不告口（收口，指溃烂的伤口快要结痂痊愈）”，我就碰上了。寒冷的冬天，要下到冬水田护田坎保水，由此患上了类风湿。一天晚上收工回来做饭，蹲下去捡柴，就站不起来，双腿痛得要命。第二天我就没法出工了，老贫农龚体泉大爷敲门问，我说生病了，关节肿痛，双腿不能走路。龚大爷用镰刀割了一节金边兰，用切口的汁水来擦，又叫人请了老子华，拿了些西药吃，疼痛缓解了很多，能够走路，但不能干重活。这次没有拖，陪我回成都的是大队的知青程世荀。我俩穿的是吐絮的棉袄，说不定比有的贫下中农还穿得孬。搭的顺风货车，那阵司机很拽，要费口舌说很多好话，博得同情，才有搭免费车的可能。坐在货车上，寒风刺骨也得忍着，想到回家要见着父母，心里暖乎乎的。汽车过红牌楼已是傍晚时分，只见结伴下班骑着自行车的男女青年有说有笑地回家，一股莫名其妙的酸楚涌上心头，难怪有知青希望只要回成都工作，扫茅房、拉渣滓都愿意。
此病没有去川医治疗，只是请懂中医的邻居给治的。他配的中药粉子，嘱我每晚睡前服。药量是五分硬币舀一撮，温开水里滴点白酒冲服，忌风，逐日增量，服用的感觉为脚有抽动为度。这药果然有效，只吃了三个晚上就行走自如，为巩固疗效，随后带了些药粉回蒲江。父亲是“抓抓匠”（药工）出身，那年代此职业较为吃香，他帮新南门汽车站的一位司机做丸药，司机很感谢，说王师傅有啥要我帮的？我爸接过话头说，娃儿在蒲江当知青，能否搭便车去看望娃儿。司机爽快答应。父母主要不放心我的腿好了没有。来了后他俩没有闲着，每天帮我挖地、种菜、砍柴、做饭、缝补、浆洗，父母住了一段时间后要回成都了，我送到距离24里的县城车站，上车后母亲又递给我5元钱，并嘱咐我好生照顾自己，背过身她就开始抹眼泪。班车一上坡，转弯就不见了，天色暗下来，夜幕渐渐笼罩，我沿着长秋山的山脉回家，更感觉长夜漫漫。
知青们农闲时候的“指点江山”。
紧巴巴地过着农村生活，如果生疮害病，那真是雪上加霜，有些农民借钱治病，连跑几个村子都空手而归，加上交通不便，只好把病重患者用滑医院。看病的钱只有靠几只家禽，或卖一点口粮，遇上大病，就只有听天由命了。而知青生病就更可怜了，虽然家在成都，但多数知青的父母一无关系，二无钱财，根本无法照顾，有些也无法及时治疗。这就是两年多知青生涯所经历和见证农村医疗卫生的实际状况。
虽然那年我在农村饱受生疮害病的折磨，但出工出勤率在全大队的知青中最高，达到三百天以上。
生命中有过当知青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写于年1月
作者简介
王大明，生于斯——成都。本土民间收藏家，自诩藏界“耍娃”。关于老成都藏品数万件，涵盖老照片、百货广告、食品、医药、五金、证件、资料文献等多个门类，其藏品被本地的省市及眉山的电视报纸所釆用。有的供应到北、上、广、晋及省内的郫县、马尔康、茂县等地。参与出版了关于老成都著作十多种，编辑的藏品专题参加国家级、省市地县和社区展览三十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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