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日报/06特别报道
走进打工族---郑东建材家居城工地一周日记
８月２３日星期一晴安全帽
下午３点多，带上被子，顶着烈日，我骑车穿行尘土飞扬的郑汴路去工地。
我要去的工地是郑东建材家居城的一小部分。马路边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写着“中南五省最大建材批发基地”几个大字。这里是郑东新区的起步区，一栋栋在建的楼房正撒网般铺开。
眼前是蓝色的门柱，门头上写着“中国第一冶金建筑公司郑州项目部”。到了。
走进大门，各种响声格外强烈地撞击耳鼓：“哐当、哐当、哐哐当当……嗡嗡嗡……”
昨天与项目经理严大模商量，我说“来体验生活”，他同意了。今天到工地没费周折。这位项目经理中等身材，瘦瘦的，肤色微黑，四五十岁，湖北口音。他帮我安排了住处，在一排小房子东头的一间集体宿舍。铺好床，我去会计那里买了餐票，又到小卖部买了碗、勺子、牙膏、牙刷、洗脸毛巾，还有一盒蚊香。
我在工地转了一圈儿。最南边是一排小平房，全部用红砖砌起，顶上盖着石棉瓦，工人宿舍、食堂、小卖部、门卫室、办公室都集中在这里。北面是４栋３层楼房的主体框架，它们分别是郑东建材家居城的Ｃ区６号楼、７号楼、８号楼、９号楼，一根根胳膊粗的钢管搭成一个个的“井”字，在楼里楼外支撑着。
塔吊机的长臂在楼顶上方徐徐摆动。混凝土搅拌机轰鸣着。几台电焊机“吱吱”地叫着，火花四溅。
工地四面敞开着，木板、砖块、沙子、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散放在地上，这儿一堆，那儿一片。
在我“东张西望”的时候，外面进来一位头戴白色安全帽的中年男子，他的Ｔ恤衫很干净，黑色的皮鞋上有些灰土。严经理带着来人踏上西头６号楼临时搭起的简易梯子。来人突然扭过头，看着我问：“他是谁？怎么不戴安全帽？”严经理忙替我解释，那人说：“不行。”我只好向一位正休息的民工借了一顶黄色安全帽戴上。
大家小心翼翼地走上三层楼的楼顶，钢筋条扎成的网格铺满了楼顶，几十名民工正在为每一格网格打结加固。另有十几名民工在搬动钢管支架，有几位民工从楼下把碗口般粗、３米长的大钢管扛上楼顶。一位民工告诉我，他们是四川人。
戴白色安全帽的人姓徐，是负责Ｃ区监理的工程师。他拿着卷尺，这儿比比，那儿量量，对工长说：“梁要架好！这里不能少过５个米！那边的线要直！不要让他们把钢筋踩塌下了！”那位２０多岁的工长连声应诺。
徐工程师对我说：“明天就浇顶，如果不来看看，有什么问题掩盖住了也不知道。”走下楼时，他再次对严经理交待：“明天一定要给他找一顶安全帽！”
东西没带齐，晚上没住工地。
８月２４日星期二晴“嗡嗡嗡”
８点钟刚过，我到了工地。一进门，满耳都是混凝土搅拌机发出的声音：“嗡嗡嗡……”
严经理正在开会，让我等一会儿。
小平房墙上挂有一面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今天气温２２摄氏度～２８摄氏度。”
安全帽找来了，白色的，我戴上它，径直去西头的６号楼。
“嗡嗡嗡……”
楼顶上，还是昨天干钢筋活的那群四川民工，他们在做水泥灌浆的活儿，不少人快成“泥巴人”了。人群中有几位女工。十几节粗重的钢制管道一直通到楼顶北端，管道下面用钢架支着，管道出口处不断有水泥浆喷流出来，泻成一个个“小山”。民工们穿着长筒胶靴，站在泥浆里，用带钩的铁锨把不断形成的“小山”扒平。
“嗡嗡嗡……”
一会儿，民工们开始把管道向西侧移动。管道很沉。穿橙黄色上衣的小伙子是工长，姓杨，他解开衣扣，露出胸脯，用很高的嗓门指挥大家。他们先把支钢管的三角凳放好，然后上去七八个身强力壮的人躬身抱住管子，齐声喊：“一、二、三！一、二、三！”随着一群人的一齐用力，大钢管被搬移了过去。水泥浆在一个新的区域开始喷泻，一把把铁锨不停地扒来扒去。
“嗡嗡嗡……”
泥浆铺开推平的地方，钢筋网看不见了，覆盖它的是平展的水泥顶面。我提出帮他们干点活，一位中年民工说：“这活儿太累、太脏，你干不了，再说也没有多的工具给你。”
我走近一位坐着小憩的民工，同他聊了起来。机器响声太大，他的话我只能听清一半。他姓邓，５０岁，我叫他老邓。老邓上穿褪色的Ｔ恤衫，黄色塑料腰带系住一条破旧的黑色棉布裤子。他的头发稀疏，颧骨隆起?熏眼睛灰蒙蒙的。他家在四川省阆中市农村，老伴在家种田，儿子在阆中市一中上高一。他所在的这个钢筋水泥班有２００多人，还有一个班在另一个工地干活，整个包工队有４００多人，都是四川人，包工头也是四川的，姓陈。老邓一天能挣３０多元钱，没活儿干的时候就没有钱。他跟着包工队出来七八个月了，工资还没有算。
我问老邓：“在这里吃得怎么样？”老邓笑了笑，说：“大锅饭，大锅菜，能怎么样？”
“嗡嗡嗡……”
那边的活儿在等他了。老邓站起身，向北边走去，他裤子屁股后面有三个大补丁，像眼睛似的晃着。
“嗡嗡嗡……”
中午，民工们没有休息，换班吃饭。晚饭也是如此。夜深了，机器还在响着，民工们一直在干着。姓杨的工长说：“浇灌楼顶就是这样，工人们早晨５点钟起床吃饭，接着就上工。如果机器不停，水泥供应不间断，到夜里１０点多能把活干完，如果水泥供应不及时可能要到明天凌晨才能完工。”
在工地上待了一天，没有干活也挺累的，没等到民工们干完活我就睡了。
８月２５日星期三阴转晴“鸭子棚”
早晨起来，地面是湿的，昨夜下了场小雨。混凝土搅拌机不知什么时候停的，“嗡嗡嗡”的声音没了。吃过早饭，我到工地西头的６号楼。到楼顶上一看，平整的水泥面是湿的，有的地方有明水，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膜，一个人影也没有。
中午天晴了。午饭后，我在９号楼后面看到一位老汉站在太阳地里，头上冒出汗珠。他的脸紫里透红，老年斑印在眉头与额头上。我走上前去问：“师傅，太阳这么毒，你咋不到阴凉地儿歇着呢？”老汉憨厚地对我笑笑，说：“没事儿，习惯了，我是在这儿看场子的。”
这位老汉姓李，６２岁，来自通许县农村。他说：“是老杨让我过来的，工资还没说，是熟人多少总会给点，可能一月二三百块钱吧。”
告别老李，我去工棚。去之前，与我同住一个宿舍的湖北籍技术员说，那工棚用他们老家的话说，就是“鸭子棚”。
“鸭子棚”？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工棚在混凝土搅拌机西南边，紧挨着６号楼，工棚的门朝西开。快到门口的地方是厕所，走到那儿，臭气熏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厕所与工棚只隔一条小土路。工棚的入口处，靠南边分出一间屋子做了厨房。几位女工蹲着洗菜，３个硕大的盆子摆在地上，里面堆着芹菜。几十只苍蝇飞来飞去，不时停落在灶台上。在这里，仍能闻到厕所那边的气味。
里面是民工们睡觉的地方。光线很暗，几只白炽灯亮着。房屋低矮，狭长，三排大通铺自西向东延伸，床与床之间用塑料编织袋隔着。床实际是由砖头支起几块木板构成的。地面潮湿，凸凹不平，有些埋在土里的砖头露出一截来，一不小心会绊跟头的。空气里有股潮湿的霉味，夹杂着汗臭与各种莫名的气味。床下杂乱地放着洗脸盆、碗、茶缸、鞋、袜子等。大多数人的床上比较凌乱，衣服、被单、被子胡乱卷成一团。
今天没有活儿，民工们歇着。昨天与我聊天的老邓躺在木板上睡觉，看上去像个孩子，那么熟，那么憨态可掬，他一定累极了。
这里住的，男女老少都有。一位光着膀子的年轻人告诉我，这个工棚原来住有２００多人，现在有１３０多人，其中有５０多对夫妻。一位穿黑色上衣、３０多岁的妇女正在床边竖起一根木杆，她想把她与丈夫的“小窝”摆弄得更牢固些。
……
晚饭后，我走进９号楼东边工地的一个工棚，七八位壮年汉子正在吃炒面条，一口大锅里，剩面条与新面条混在一起，夹杂着一些冬瓜块，面条炒成了一团团大疙瘩。我问：“你们怎么不到食堂去吃？”一位民工说：“我第一次到食堂吃饭，一大锅面条里面放几片萝卜叶，还是蔫了的，咬不动，没法吃，从那以后就自己做着吃。”
我到工地东边的临时菜市场问了问，一块钱能买７斤冬瓜。我明白了民工们为什么经常吃“水煮冬瓜”。
躺在床上，蚊子成群结队地向我发起攻击。蚊香的作用是有限的。
８月２６日星期四晴转阴睁眼睡觉
比比民工们住的工棚，我住的宿舍就是“福窝”了。睡的是上下两层的钢架床，一共住了１２个人，他们是看场子的、电工、塔吊司机、工长、大工或技术员，在民工里要算“白领”了。工资一般每月１０００元左右，他们在小食堂吃饭，一天７元钱的伙食，自己掏钱买餐票。
我睡在上铺，头顶很近就是石棉瓦屋顶，坐不起来，只能躺着或斜靠着。
我对面的床上，一位中年汉子在床上几乎整整躺了一天。他不时翻一下身，一整天没说一句话。
今天是阴天，不见太阳，像要下雨，却迟迟不见雨点落下来。
工棚里，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打发时光。靠近门口，光线好，一张小木板桌旁，围了一圈儿人，他们在来骨牌。桌子上放着一张１０元的购物券，一位民工说，他们“来的是小钱，不敢赌大的”。
工棚深处，几位民工围着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看。那电视机顶上扯出一截铁丝算是天线，只能收到本地的一两个台，上面“麻子”不少。
大多数人躺在床上睁着眼睛，不说话，看着地面或石棉瓦屋顶发呆。
一位穿着蓝条纹大裤头的中年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捡到一张过期的《大河报》，慢慢悠悠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数”着。
在工棚最东头角落里，几位汉子闷头抽烟，烟雾在空气中许久不散。
工地楼房之间的通道上，几位民工蹲在地上围了一圈儿。我走过去一看，地上画了横竖几条线算是棋盘，他们下的是一种“龙棋”，穿深蓝色上衣的年轻人执石子当棋子，穿白色上衣的中年人用捡来的烟头当棋子。几个人围着地上的烟头和石子，争得面红耳赤。
下午，一场雨终于下来了。雨后，地面上的积水并不多。吃过晚饭已是７点半，夜色逐渐笼罩工地。民工们三三两两地向工地东边走去，我跟了过去。
一间小铁皮屋前，围了一群人。一台１４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放在临时搭起的小棚子下面，画面上播放着香港武打电视剧。民工越来越多，先来的人在电视机前搬块砖头坐下，后来的人站着，再后来的只能从前面人的脑袋间的缝隙里往前看。这间小铁皮屋上用粉笔写着“百货商店”几个字，里面摆着一些价格低廉的香烟、啤酒、饮料及日常用品。每天晚上，“百货商店”老板放电视剧给民工看，民工们也往往会在小店买些香烟或啤酒之类的东西。
工地门口可以看到往来的车流放射出一道道刺眼的光柱，一位在工地做工的１７岁少年说：“我想家。”
８月２７日星期五晴讨要工资
今天上午我到８号楼，跟几位民工“学砌墙”。
在二层西头，五六位民工在砌墙，我走过去看他们干活。他们干得很认真，不多说话。得知我是报社记者后，他们的情绪马上松弛下来。他们昨天才到，是老板从二马路劳务市场招来的，讲好的条件是，包吃，一天２５元。我问：“晚上住哪儿？”光膀子中年人笑着指了指水泥地板。
在旁边和水泥的是身材高大的汉子和一位老汉。谈话间，他们说得最多的是工资。老汉说：“昨天在西边的路口，几个民工被一个老板打了一顿。你说是咋回事？---那几个民工干了一天不想干了，向老板要了一天的工钱。当时，老板给他们了。转过身，老板找来几个人让民工把工钱退出来。几个民工一看阵势不对，就把收了的工钱退了。老板还是没放过他们，他手下的几个人对民工拳打脚踢。”我问：“你们不怕老板欠工钱不给？”大高个用硬邦邦的语调说：“他敢！”老汉搭腔：“你有啥招儿？”大高个说：“看我不揍扁他！”光膀子中年人说：“打人是犯法的，你那招儿不行！”大高个说：“出口气，图个痛快！”老汉连连摇头。
正说着，一位戴白色安全帽的年轻人上来了，嗓门很高：“水管为啥不打开？你！墙根的水泥就不能收一收？站着跟木桩样，眼里就没有活儿？”几位民工不再说话，都埋头干活儿。我马上走开了。
回到宿舍刚坐下，门外进来一位穿白色衬衣的年轻人，嘟囔着：“工资还不发，还让人干不干哪？”躺在床上的中年人应了句：“我的也没发。”他们说的是７月份的工资。
我去工棚看了看，人很少。一问才知道，他们有１００多人到市郊的一家公司讨要工钱去了。
管伙食的名叫赖永生，听说我要了解别人拖欠他们工资的事，就热情地介绍情况。去年冬天，这群四川民工在周口市外语学院建筑工地做活儿，一直干到今年５月才完工。建筑公司欠工程队７０多万元的工钱，要了几次没要到。民工们去的地方是中建三局一公司郑州分公司总部。１００多人晚上住在那儿，去前，民工们说，这一回要不到钱就不回来。
木板床上坐着一位穿绿色旧式军上衣的老汉，５３岁，名叫邓海涛，也是四川阆中市人。他身材矮小，凝重的脸上表情有些呆滞，他的眼睛流露出无奈和忧虑。他说，他儿子在成都师范大学上学，两年后毕业。“前天，俺孩儿打电话说，开学了，要交７０００块钱的学费。我说，你跟学校老师说说，看学费能不能缓一段再交。俺孩儿跟学校老师说了说，老师同意了。昨天，俺孩儿又打电话问我，生活费还没着落，能不能先弄２０００块钱。为这事我愁得没法子。”
旁边一位四川民工说，他们出来打工，八成都是为了供养孩子读书。
我今天才知道，我戴的这顶白色安全帽，级别很高，比一般技术员戴的那种白色安全帽还要高级。一位技术员告诉我，只有高级管理人员才能戴这种帽子。
哦，我说呢，怪不得……
８月２８日星期六晴城里人与乡下人
上午，我带着摄影记者李建峰到工地拍民工生活的图片。去要工资的民工还没有回来，棚子里只有３０多人。拍完图片，管伙食的赖永生跟出来，他买了一盒“红旗渠”烟硬要塞给我们。我心里涌起一股酸酸的东西。我们坚决推辞了，快步离去。
住在我西边下铺的电工病了。他叫李军，剃着光头，穿一身迷彩服，很精干，猛一看只有二三十岁，一问，３８岁了。他得的是感冒，开始只是咳嗽，他想挺一挺就过去了。拖了两天，浑身无力，头晕，他这才去买了治感冒的药，又到小诊所去吊了两针，花了五六十元钱。他家在湖北省黄石市。他的老乡开玩笑说：“你得的是禽流感吧？”李军对我说：“禽流感倒是没有，身上还患着血吸虫病却是真的。当血吸虫病发作的时候，就回老家去治，那儿得这种病的人多，治疗也有经验，一针药１０８块钱。”李军说，他出来打工已经有５年了，看病吃药都是自己掏钱，从没听说过什么医疗保险、社会保险之类的，那些好像是城里人的“专利”。
今天下午，我又遇到看场子的老李，这次他见了我远远地躲着走。我想，他一定是先看到我头上的那顶白色安全帽（上次见他时，我没有戴白色安全帽），没有看清我的脸，或者，他已经想不起我了。毕竟，年纪大的人记性不好。
吃晚饭时，我跟民工们一样，端着碗到一堆乱木头边蹲着吃。我旁边的几名民工议论起白天发生的事来：“我的小推车让那辆小轿车撞翻了，司机连吭一声也不吭就把车开走了。哼，要是反过来，我要敢去摸一下他的车，看他不火冒三丈？”“谁让你是乡下人呢？”“乡下人就不是人？”“有理谁听你的？”“有本事你也去当城里人呀！”“唉，不说了。”
８月２９日星期日晴角与边
去讨要工资的１００多名民工回来了。他们在那家公司的大院里待了一天一夜，总共要回３５万元，对方还欠下４０万元。这次要回的钱由两个包工队平分，这个工棚的民工们能分到１７万元。参加讨要工资的民工说，他们去那儿之后，没有闹，也没有蛮来。对方说，不要向报社反映，剩下的钱保证会给。
邓海涛说，人多，他最多能分到１０００多元钱。这笔钱一领到手就寄回去，给孩子上学用，家里还等着呢。余下的钱，还得想办法。
今天是我在工地的最后一天。四川那位姓杨的工长是一位做事很下劲儿的小伙子，离开工地前很想与他打个招呼，却没见到他。在一次聊天时，他讲的一番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我初中没毕业就下来了，几何没有学好，现在干活真‘背包’。技术员给我分任务，只给我一个角的度数和一条边长，其余的两条边的长度让我自己算。每次都用笨办法，拿量角器和大尺子，比划半天才把另外两条边的长度比划出来。要是会算，就几分钟的时间。人要多学知识啊！”
下午，在工地我遇到一位信阳来的民工，３０多岁。他说，他出来干建筑活儿有五六年了。他想好了，准备多攒些钱，在郑州买套房子，把户口也迁来，那时，就是“城里人”了。
李军的想法则不同。李军学的是机电专业，１９９９年辞掉了黄石市水泥厂的“铁饭碗”，成了农民工。在深圳干了３年保安，２００２年到郑州。李军说：“我出来不是为了这点工资，我爱人在老家上班，家里还办了一个蜜蜂厂。我就是过不惯那种单调的生活，我有自己的兴趣。”他一心要成为高级电工，业余钻研各种电路图。他靠自学掌握了宽带和闭路电视领域里的许多技术。他说，电的学问深得很，要学的东西很多，主要是边实践边学习。“我想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就是我的追求吧。”
一位湖北来的民工对我说：“打工挣钱，图的是孩子将来比老子有出息！”
夜幕降临，又有民工往那个小铁皮屋子方向走去，今晚该换一个新电视剧了。郑汴路上依旧车流不息，车灯光束来回扫射。
工棚门口，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在小水坑边嬉戏。我不由地想：这孩子该上学了吧？他有地方读书吗？毕竟，这个世界在他面前才刚刚展开……①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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