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炳凡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炳凡（-),湖南汨罗人。从事中医工作五十余年，历任全国血防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理论研室副主任、研究生班主任。对金元四家学说有较深入研究，对血吸虫病的中医防治也有一定成绩。著有《晚期血吸虫病辨证分型论治》《脾胃论注释（卷下）》《刘完素学说研究》《朱丹溪学说研究》等。
我生于汨罗江畔桃花洞的一个手工业者的家庭。父亲是个篾匠，靠着手艺在长沙市勉强营生。我六岁时，随母亲来到长沙，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一把篾刀维持一家生计虽甚觉拮据，但他唯恐后辈又成“睁眼瞎”，就节衣缩食供我上学了。我读了四年小学，又念了三年“子曰诗云”，习作本上虽然留下了“甲上”连“甲上”的评语，十四岁时也不得不操起篾刀跟着父亲去“赚饭”了。
我不甘心中断学业，一边做工，一边自修，生活迫使我走上了自学的道路。我恳求父亲买来《康熙字典》，它便成了我无言的老师。我坚持做到四个“一点”：起早一点，睡晚一点，闲谈少扯一点，分心的事少干一点。这样，三年的工余时间，读完了《古文观止》《资治通鉴纂要》《古文辞类纂》《唐诗三百首》《史记精华》等等，然后走上了岐黄之路。
一、从师要讲“诚”
十六岁了，街坊邻舍有的请我去编编竹器，也有的邀我帮忙做做“文笔功夫”。于是我被闾巷称之为“篾匠秀才”。不少的公公婆婆向我父亲进言道：“这伢子做篾匠真可惜了，何不叫他去学门‘斯文艺’呢？”父母要我自已拿主意。思忖再三，我认为至善至乐莫过救人一命，于是表明愿学做医生。可怜天下父母心！父亲终于咬咬牙说：“好，再贴几年本！我去跟你寻个师傅吧！”次日清晨，父亲特意去拜访了当时一位比较著名的老中医。回来后，垂头丧气地对我说：“你生错了人家，没有那个命！”原来那位老先生说：“穷不学医，富不学道。李东垣跟张元素学医花了一千两银子。你儿子要学嘛，看在街坊面上，师傅钱就算四百块光洋吧！”这对于一个篾匠来说，那是全家不吃不穿也办不到的！事有凑巧，我母亲患病了，请那位“大郎中”来诊视，用了十几块光洋，病却越来越重。有人说，不如请寄居在静乐庵的柳四公来看看，花两百文的“包封”也请得动的。果真，仅仅花费几百文就药到病除。母亲说：“这位先生心地好，本事强，你能拜他为师该多好！”父亲立即托人去求，柳四公哈哈一笑，说：“我袖口都开花咧，还带什么徒弟？”反复说明原委后，他问：人沉静吆？好学吆？读了多少书？了解这些以后说：“现在还不谈什么师和徒，先把人带来试试，三个月后再定吧！”于是，我解下腰围裙，掸去浑身的竹屑，步入了幽深的静乐庵。柳四公名缙庭。只见他端坐在庵堂的太师椅上，虽衣履敝褴，却古貌昂然。他看了看我，又问了几句为人治学的话，就当即点了几篇“药性”“汤头”，叫我每天夜里去庵中背诵。三个月过去了，点的书都能背能讲了。他才通知我父亲正式“收徒”。父亲问他，究竟要多少师傅钱，他说:“立张‘投师字’吧。”一张奇特的“投师字”：除了双方和证人的签名及一般套话外，就只写了一个“诚”字。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十分严肃地说道：“今日你拜我为师，不要你一分师傅钱，只要你一个‘诚’字。”什么是“诚”呢？他说了三条。这对于今天的新型的师生关系而言，大概是不必要了。但就其时其人而言，我认为义正理明、言简意赅，有的仍然有着借鉴的价值。姑且录之如下：一是对医道要诚：终生只为此业，任凭有何艰难，有何风险，不得见异思迁。二是对学问要诚：触疑即询，遇惑即问，不可不懂装懂，浅尝辄止。三是对师要诚：“我乃孤单一人，年老力衰，设若四体不用，需得朝夕服侍；寿尽之后，应妥为安葬，立碑为记。”顿时，我们父子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学医也就在这一片赤诚中开始。为了照顾我的家庭生计，柳老师让我白天仍然做工，夜晚在庵里由他考核功课，每隔七、八天，集中疑难问题讲解一次，这大概就是“勤工俭学”吧！三年业余时间，他指点我按部就班地精读了下列书籍：第一、方药类《雷公药性赋》、《汤头歌诀》、《本草备要》、《医方集解》。第二、脉法类《濒湖脉学》、《脉经》。第三、医经类《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第四、临证类《医宗金鉴》、《温病条辨》、《温热经纬》、《幼幼集成》、《济阴纲目》、《外科正宗》。第四年春节，柳老师要父亲给我做了一件长袍，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今年起，跟我去看病。”柳老师出门没有车马，看病不要招待，诊费便宜，药费也轻。辨证论治相当准确，处方用药法度甚严。但豪门大户嫌他人穷药贱，不大请他。故我们师徒经常出入在小吴门、流水沟、大西门墙弯子一带穷苦人家。接触的病例甚多，病种也很复杂，且遇到不少大症，险症，这可真是十分宝贵的实践条件。在跟师应诊中，柳老师反复强调“一证一得”。有一次，出诊天心阁，患者是一对姐妹，同时患麻疹。其姐发热面红，目赤畏光，苔黄纹紫，疹点已现而色红；其妹面白身冷，微微汗出，偎在母亲怀中，苔白纹青，疹点隐隐可见而色淡红。我当时认为都应透疹，都可给以宣毒发表汤。柳老师却说，前者固可，后者断不可！而改用了桂枝汤，并且再三叮嘱病家，只能煎服一次。走出门来，他说这两个孩子当晚都可以出齐疹子，次日果如其言。我对用桂枝汤思而不解。柳老师道：“善诊者，先别阴阳；临证时，须知顺逆。慎思之，明辨之，而后方可言立法处方用药。”接着他剖析道：其姐顺证显见，法当辛凉宣透，故用宣毒发表汤以助之，其疹自透；其妹正气不足，营卫失调，表邪未解，疫毒内攻，故用桂枝汤解肌发表，调和营卫，则阴证见阳，其疹必透，若再服一次，就会助热伤阴。这样“一证一得”的学与练，事半功倍，效益明显。有时在化险为夷的病例的“思”与“辨”的过程中，真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不幸的是，那年冬天柳老师一病不起，我晨昏侍奉，心中惶惑。一天，他脸色蜡黄，喘息不止，断断续续地叮咛着：“我不行了，最后教你几句话：要熟读《伤寒论》，掌握‘散温(麻桂)、燥温(姜附)、清温(白虎)、泻温(承气)、保胃气、存津液’十四字诀。”随着，亲手将他珍藏的书籍及平时使用的杵钵交给我，并说已经托了另一位老师继续教我，希望学而有成。这位具有真才实学而郁不得志的老中医，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人世。我虔诚地殡葬了他，并年年清明节都去祭扫一次，以不忘为我业医奠基的那个“诚”字。扫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