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团后勤处处长兼卫生队长的孙克文说：“为了准备渡海攻打台湾，解放军战士们开始学游泳，每天至少两个小时。十几天后，许多人出现了发高烧、风疹块和腿肿等症状，并波及4万余人。”“面对这种前所未见的怪病，我们立即向军部汇报，并通过上海市委向市卫生局寻求支援。最后确诊为‘日本血吸虫病’。”
立刻跑步前去抢救
年5月25日上午9时左右，人民解放军20军59师团向上海市中心挺进。进入南京路，马路两侧挤满了欢迎群众，从国际饭店向东到西藏路口，人群越聚越多，人民保安队维持着秩序。苏州河边的敌人在向西藏路上打枪，卫生员张玉龙听到前面人群中有人中弹倒地，立刻跑步前去抢救，却被人民保安队中的医护人员抢先一步救走。
第20军是上海战役的两支主力部队之一，肩负着解放浦东的重任。敌人在浦东有网状的地堡群坚守，卫生队估计会有一场恶战。可是在向高行、塘桥、张家楼、高昌庙等地进攻时，一路炸药开道，连续炸毁了敌人用钢筋水泥构成的地堡群，卫生队只收到少量伤员，倒觉得有些“不过瘾”。
现年84岁的陈煜轩老人，当时在团卫生队材料室工作。“当时我心里想，在上海人眼里，不知道对我们这些卫生兵是怎样的感觉，是不是有些稚嫩不够威武？穿着粗布军装和布鞋布袜，是不是显得土？”
同日，一辆美式吉普穿越硝烟弥漫的十里洋场，在华成烟草公司门口停住，车里坐着的人个矮体胖、戴眼镜－－－他叫崔义田，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卫生处处长的名义，负责上海市医药卫生及教育机构接管工作。
此前，崔义田已在江苏丹阳的干部进城训练中，按照陈毅的要求准备了一个月。而他在陈毅麾下工作，到此时正好10年。
崔义田是辽宁锦西人，早年就读于辽宁医学院。年5月，时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医院院长崔义田提出到前方工作的要求。崔义田当即表示：“我是东北人，为了民族生存，不做亡国奴，很愿意到前方去。”从此开始了他与陈毅长达15年的共事。而这最后5年，就是接管大上海。
两天后，上海解放。政务院委任崔义田为上海市卫生局局长。解放军卫生兵给上海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很好，但更繁重的是接下来的工作。
清除浮厝24万具
在拥有了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之后，打扫战场、搞一场大清洁运动，为大上海“清创”，迫在眉睫。
战争之后的大上海，并不只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华美光鲜，废墟、垃圾、流行病，甚至露尸浮厝（暴露在地面上的棺木），都要求城市的整治从头开始。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刚刚运转起来的市卫生局，就召集有关人员研究整治方案，组织力量突击清除垃圾。一周内清除堆积垃圾多吨，沙袋泥土吨，掩埋浮厝具。
年后，“清洁运动”被纳入“爱国卫生运动”，长年不断。而直到年底，上海市卫生局殡葬管理所还不断收到人民群众的大量来信，要求处理露尸浮厝。
比较集中的是在斜土路、瞿真人路（瞿溪路）一带，其次是在中山路的光复西路至交通路一段铁路沿线的两侧。有的露天堆放，有的层层乱叠，最多达四五层，臭气四溢，野狗争食，目不忍睹，严重妨碍卫生。
崔义田认为，若一具一具地处理，难以彻底解决问题，遂报请市府批准，进行全面清除。据统计，年6月至年10月底，上海共清除浮厝24万具。
还有增设环卫公共设施，方便市民生活。解放前，上海到处垃圾堆积、污水横流、污浊不堪。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又进行破坏，不能带走的设施统统被炸毁。
解放初期，首先是对损坏的公厕、小便池、垃圾箱进行维修。继而在工人聚居的棚户区增设活动厕所和简易厕所余座，垃圾箱多只，初步解决公共设施缺乏的急需。
现年87岁、曾任团卫生队长的顾定宇回忆说，睡在马路上的进城解放军解大小便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能去老百姓家，更不能拉撒在街上，就把排水沟围起来当厕所。”
为解放台湾练习游泳
早在年5月下旬，毛泽东就责成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组织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抽出野战军主力第9兵团的4个军进行攻台训练，并兼任上海地区警备。
时任团后勤处处长兼卫生队长的孙克文说：“为了准备渡海攻打台湾，解放军战士们开始学游泳，每天至少两个小时。十几天后，许多人出现了发高烧、风疹块和腿肿等症状，并波及4万余人。”
“面对这种前所未见的怪病，我们立即向军部汇报，并通过上海市委向市卫生局寻求支援。最后确诊为‘日本血吸虫病’。”孙克文说。
崔义田组织上海、江苏、浙江3医院的医务人员和各医学院校的师生近千人，分赴各部队，开展血吸虫病的普查和防治。由于抓得及时，措施得力，染病战士几乎都恢复了健康。
“这为以后南方各省市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积累了经验，可以说是部队医疗成果向地方转化的成功范例。”医院、医院院长的孙克文说。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华东地区血吸虫病流行区域涉及4个省市个县区，患者人数余万，几千万群众的生活、生产和生育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崔义田亲自带队深入到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苏北高邮进行调研，采取以消灭钉螺为主，同时查治病人，辅以粪水管理的综合性防治措施，全面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需要漫长努力。直至年，上海各县才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打预防针、防治霍乱、性病等，是崔义田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后主抓的大事。”孙克文说。
但是，性病防治作为工作上的一个尾巴，一直拖到崔义田任期过半才解决。
年11月25日晚8点，上海市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力查封了全市所有妓院，娼妓制度在上海被彻底废止。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专家沈奕斐解释说，早在解放之初，共产党已经有想法要取缔全国的娼妓制度。但因为上海市百废待兴，而这些娼妓都有各种各样的病，当时没有物质条件给她们治愈。
为收容所中的妓女治疗性病常用的是青霉素，当时叫作盘尼西林。“在上海医药仓库里存放的盘尼西林，原来是准备给抗美援朝的 的。但是治疗性病如果没有这种药，疗效很缓慢。崔义田向市委打了报告，陈毅特批先把妇女教养所这些姐妹们的毛病治好。”
那时盘尼西林非常昂贵。一名患有早期梅毒的妓女，如果三个疗程治愈的话，单单盘尼西林大概就需要多元，何况很多人都已经是晚期。当时黄金的价值是一两90元，所以治疗一个人的费用超过一两黄金。单单治疗性病这一项，在妇女教养所就用去了18万元。
国防医学院学生从台北归来
人事上的工作也很重要，尤其是在接管初期。
卫生局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各人的出身、经历、性格都不同，在工作中常有不同意见，在党组会议上决策时，有时甚至发生争吵。
有些参加接管工作的干部，对上海某些知识分子的工作作风，以至谈吐、衣着、生活方式等都看不惯。而崔义田总是耐心疏导，要干部们主动团结知识分子，共同做好工作。
崔义田自己也是个外来户。
老部下严真在《崔义田纪念文集》中回忆最初人事融合上的艰难：“在崔部长领导下接管的药政系统都是一些零星分散的小单位，如X线机修配所不到十个人。我接管的商邱路药厂还算比较大，亦只有多人。起初我感到失望，千里迢迢随崔部长南下，却接管这样一个地方。”
“经深入了解，这里人才济济，我为之震惊。药厂厂长是国内著名的药学界老前辈，我国第一部《中华药典》的编纂者，国立药专的创办人孟目的教授。青霉素实验室的领导人童村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部的医学博士，面对这些专家、高级知识分子，我开始感到任务的艰巨与繁重，只有经常向崔部长汇报情况，以便更好地执行党的接管政策。”
崔义田既注意发挥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和上海地下党同志的工作作用，又从政策上